用近代学人的眼光看，我也可以算得上是学问欲不弱的人。之所以如此，固然有天性的作用和少年时环境的影响，更重要的，还是后来各位老师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将自己引导或是带领上学术的自觉之路。其间章师的影响尤为关键。
一
第一次见到章师，还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在四川大学上学期间。当时《辛亥革命史》编撰组的一行人员来到成都开会调研，历史系邀请其中的几位学者进行学术演讲。由于改革开放不久，教学秩序正在逐渐恢复，正式的学术演讲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一下子有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重要学者讲演，求知欲日益浓厚的后进自然是喜出望外。演讲安排在校图书馆的大阅览室，不单本系的同学蜂拥而至，其它各系的学生也闻风而来，图书馆的大门口早早的就挤满了等待入场的听众。为了抢占座位，甚至挤坏了大门。本来相当宽敞的阅览室里座无虚席，人人脸上显出久旱逢甘霖似的期待甚至紧张。那样的空前盛况，令人感受到学术繁荣的春天即将来临的气息，今天恐怕再也不容易看到。
首场讲演的主讲人便是章师，讲演的内容是关于同盟会成立与华兴会、兴中会、光复会、二十世纪之支那社等小团体的关系，后来以论文的形式正式发表。也许老师当时就有了成熟的腹稿或成稿，讲起来充满自信，声音洪亮，抑扬顿挫，条分缕析，层层深入，有着很强的感染力，连对辛亥革命的相关事实知之不多的门外汉，也为其所吸引。后来听过的学术演讲不少，说到印象深刻，还是这一次难以磨灭。其中环境的因素固然存在，但首次领略大家风范，感觉自然不同凡响。
作为听众之一的我，在这样的学术活动中尚无缘与章师当面相识，后来到中山大学随陈锡祺先生攻读硕士学位，由于同属中南地区，中大与华师之间的交往联系相当紧密，乘此机会，终于真正认识了章师，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还请章师主席。按照旧时的规矩，也可以忝列门墙，算是门生了。
硕士毕业后，我留校工作，这时博士学位教育逐渐恢复，很想进一步求学。而当时硕士生也为数不多，或以为没有继续深造的必要。此外，由于博士学位教育恢复不久，博士点相当少，记得整个高校系统只有章师一人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博士导师，若想报考，一定要得到章师的同意。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与章师联系，得到肯定的答复和鼓励，使我信心倍增。这一步的跨越，是我在治学之道上相当关键的转折。
1985年初，我如愿来到九省通衢的武汉进入华中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老师正担负着校长的重任，校务繁忙，外事活动也多，同时还有不少的社会兼职，甚至需要参政议政，弟子们能够面谒的机会自然相对较少。此外，或许是个人指导的风格不同，加上章师对我们这一届几位门生的平均水准还算满意，所以更多的是关注结果而非过程。这样的方式对我后来带学生也有影响，虽然看似无为而治，其实要求学生更加主动，毕竟已经是博士学习阶段，老师样样代劳，抱着始终长不大。不过，虽然耳提面命的次数和时间有限，可是，作为学术领袖，章师却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无形中营造出一种氛围，令每一位在此学习或工作的人，都倾注全力于治学之道，而不是本末倒置，热衷于时政或校园政治。这并不等于说学人不应关注或参与时事实政，而是学人的根本在于学术，千变万化，心系于此，无论身份如何多样，正是在这一点上，自然而然地显出书生本色。近代学术大家，从来不做学术行政的王国维、陈寅恪等人不必论，身兼要职的胡适、陈垣、傅斯年也同样如此，有关的口碑掌故俯拾皆是。这大概是处于学术领袖位置的大家影响良否的重要指标，也是维系学术命脉薪火相传的基本依托。严格来讲，大学并不是为一般读过书得到学位的人提供职业选择或职位，而是为那些以学问为事业，为安身立命的所在，甚至不做学问就了无生趣的人准备的基本条件和环境，使之能够得其所哉。这些人的全身心投入，也许并不体现于没日没夜地熬在图书馆实验室，但他们的整个生活目的，无疑都是围绕所从事的学术活动。学人如果对于学术缺乏真感情和敬畏心，所做学问必然以假乱真。近年来，学界前辈感叹学人谈学术者日趋鲜少（而学术成果却不断增多），彼此热衷的话题似乎逐渐远离学术，相比之下，章师老而弥坚的学术追求更加令人钦佩。毕业后关注学者的历史，鉴于陈寅恪晚年潜心研究明清史事，曾经戏言考验学人是否对于学术抱有真兴趣，可以看60岁以后是否还能开辟新领域。章师近年来转向近代教会和教会大学史的研究，虽然有一定的机缘，毕竟主观追求才是内在驱动力。如果不是感到极大的乐趣，决无可能孜孜不倦地几十年如一日。
我辈愚钝，略有所长，只图在与学术相关的方面发展，而学术研究，尤其是治史一途，后天的努力固然极其重要，有些天赋的差异却难以超越。章师便颇有研究近代史事的天生异禀。中国古代典籍向称浩瀚，而与近代史料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主张做史料功夫要竭泽而渔的陈垣，也不禁慨叹近代史料繁杂，难以掌握周全。因此，研治中国近现代史，阅读的能力必须超强，甚至一目十行也未必够用。而在高速度之下，对于重要的信息又要保持高度的敏感和捕捉能力。记得一次见章师，恰好他与图书馆约定前往圈定选购的书目，便陪同一起来到图书馆，只见章师展开目录，目观指画，速度奇快，口中还不时与我交谈。我从旁仔细观察，所签出各书，相当精当，绝无错误，不觉暗暗称奇。现在自己教学生，也十分强调高速阅读之于近现代史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否则，再小的题目也很难将史料一网打尽。
武汉的自然条件对于治学不是十分适宜，夏日酷暑，冬天严寒，章师开玩笑地说武汉的学生高考应当加十分。可是，就在小小的桂子山上，我却度过了三年温暖如春的学习生活，至今依然十分怀念。如今社会发展，生活水平提高，到处的条件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可是，要想找到适宜的学习和治学环境，却也并非易事。
二
章师自谦是铺路的石子，实际上他的声望远远超出专业的范围，抛开其他因素，章师的确是那一代学人当中几位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不仅如此，由于历史的原因，那一代学人的笼罩覆盖的范围不止于年龄相近的同辈。
近代以来，学人竞相走窄而深的专精之道，比较忽视博通，古代史也以断代为时尚，后起的近现代史研究划分更加琐细，一般学人，非但不能上越嘉道，在百年之内还要再树藩篱，终身厮守一人一段。加上关注近现代历史，最初的目标不在史学本身，研究者的训练普遍不足，学术规范自然不够严谨。不仅如此，横的方面，海通以还，中国被拖入世界体系，与东西各国发生联系，要想深入认识本土，必须沟通海外；学术本不分科，近代中国又经历了知识与制度体系的全面转换，需要超越学科界域，才能心领神会。纵的方面，凡思想学术、典章制度、风俗礼制、宗教人心，无不牵连历代，一味截断众流，以外来观念牵强附会，难免混淆隔膜，甚至离题万里。研治近代史的前贤，多由古代史下移，由博返约，论学著述，大体得当。后学不察，误以为趋易避难的捷径，古汉语不行，外语又不佳者，才选择学习近现代史。所受训练又往往不出近代百年范围，狭隘局促，动辄捉襟见肘。时至今日，愈演愈烈，以局限为特色，以狭隘为专深，凿空蹈隙，遗害后学者甚矣。
章师治学，大度兼大气，立意远大，虽有专精，决不畛域自囿。他告诫门下士不要只想在桂子山上称王称霸，应当向着国际学术界争一席之地。他的研究甚至有意避免局限于辛亥首义之区的武汉乃至湖北，将目光投向江浙和海外。这种志向，远非时下那些首先想着争夺身边地盘以称霸一方的山大王者可比。专深的研究背后有了一套宏大的叙事框架，从而将近代史研究的标的悬于高处，带动研究水准不断攀升。学术领袖的眼界，对于学界风尚有着超越常人的影响作用，韩国的中国史研究能够在国际学术界立足，闵斗基教授功不可没，道理也是一样。治学本来不必与人较，至少当与古人较，不得已而求其次，也须放眼全球，举目神州。而如今的学术环境，使得学人一味在争夺生存空间，校园政治大行其道，欲以小人之术谋君子之相，非但心术不正而已，学术上也只好横溢斜出，凿空蹈隙。诸如此类的事，历来都有，章师能以大度处之，甚至将挫磨当作激励，对自己的研究更加精益求精，而决不意气用事，争一时的高下。学人无论身披多少光环，最终还是要看在学术史上留下什么作品，是否经得起千秋万代的后人反复研磨。由老师的言传身教领悟到的这些经验，也是我现在不断告诫门下诸生的要诀之一。
钱穆曾经批评近代学人志向不大，因而成就不高，但大志向不可凭空而来，如果坐井观天，即使放眼世界，也不过是井底之蛙。章师治学，不仅悬的高远，而且身体力行，其论著所体现的只是冰山一角，至于下面的庞大深厚基础，要通过长期的交往接触、耳提面命才能逐渐体察。作为弟子，也只能略及自身的感受。当时虽已读到博士，却不满于既有，思想和学术追求正在经历新一轮的漫山跑马。章师早年受过各种社会科学的辅助训练，也曾文史兼修，所撰写的影评还得到电影界高人的好评。后来对于学生的上下求索，总的态度是积极支持，有所收获，则表扬鼓励，哪怕只是一得之见。如果实在不着边际，也会直截了当地指出。几位同门各出奇招，章师百忙之中，从容应对，收放自如，令弟子左突右冲而不逾矩。史无定法，但要取法乎上，并且中规中矩，不作门外文谈，绝非易事。博采众长，固然重要，学有所宗，亦不可少。后来见章师为各类书籍所写序言，不但内容吻合，评论适宜，甚至文笔也可以随原书内容风格而转，没有相应的知识，绝无可能臻此化境。晚年犹辟新境，进取不止，更是令人感佩不已。
为师体大思精，可以从容驾驭门生，但弟子们守成的难度却大为增加。各取一端，等于肢解，所以布罗代尔之后年鉴学派之名犹存，而整体史不复存在，其精妙无形中已经消解。可是勉强承受，又往往力有不逮。既要量力而行，又不能一味在扬长避短的名义下因陋就简，这对学人的智慧、功力和学识是极大的考验。治学须博而后约，基础不稳，植根不深，要想攀高做大，必然处处捉襟见肘。治学当迭金字塔，不要如雨后春笋。时下有的后学一味趋新，倒不一定是因为新的就好，而是旧的基本功夫他们实在不会（如阅读函札日记稿本或旧籍），只能设法一好遮百丑。谁知趋易避难的同时，恰好落入舍己从人的陷阱。在横七竖八的条块分割将历史划得七零八落的今日，要想避免盲人摸象似地研究专门学问，不能以不知为无有，以凿空蹈隙为填补空白，以划地为牢为一览众山小，真正能够在学术发展史上“标新立异”，首先应当培基固本，温故而后知新。所谓取法乎上，仅得乎中，立意不高，再努力也只能等而下之。
选自《章开沅先生八十华诞纪念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