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人生 正文
章开沅:辛亥革命需探索上下三百年
  • 章开沅: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辛亥革命研究院的创始人和领导者。1985年8月-1991年3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现任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采访人:陈书娣

    "我很惭愧",在谈到辛亥革命后100年国民心态的变化时,历史学家章开沅说。

    86岁的章开沅声音年轻。但当展开辛亥革命"上下三百年"的叙述时,章开沅便成为意料之中的章开沅。他对孙中山的倾慕显然超出于一个历史学家的理性范畴,他说,"我尊敬孙中山。"

    但章开沅的感性,又远让于历史本身的严谨。在大陆、台湾、欧美对辛亥革命认识的三种观念交锋中,章开沅倾向于这样的认识:"资产阶级革命的源流不是马克思首先提出来的,我们认为资产阶级学者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就有。辛亥革命的最后归宿是立宪派。"他说,我的研究仅限于研究,绝不受控于政治。"于是我受到攻击。"

    章开沅执掌六年华师大,创办辛亥革命研究会,90年代赴香港及美国研究近现代史……岁月荏苒,像章开沅这类历史学家,他们用生命丈量中国历史形态与世界千种变幻,他们的一生亦是一部共和国奋斗史。所以,章开沅说,"我要探索的绝非辛亥革命本身,还包括对辛亥革命所做的研究,以及研究它的那些人。"因为"我们的研究是有缺陷的。"

    "在近代的中国政治领袖里边,孙中山是唯一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公民。"章开沅盛赞孙中山。即使孙中山"军事上有缺陷",但他的家世背景,他所受到的教育,他的主张都与国际和世界先进文明接轨。"最重要的是,他领导辛亥革命的功绩无可否认。"

    将对孙中山的盛赞,放置于一部分对辛亥革命的理解中,作为辛亥革命研究院的创始人,章开沅无疑比其他学者更为热情洋溢,但钦慕与感佩并没有影响他的清醒,章开沅将1911年那次划时代事件扩充研究到"上下三百年",因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面提到的,历史的前进都不是一条直线的,是一个平行四边形。"除了展望过去,他更认为下一个一百年值得期待。

    "我们不仅是历史的守望者,历史的叙述者,也是历史的参与者,我们现在正在创造历史,但我们做的不好;我们有所追求,但是好像离理想太远了。"谈及辛亥革命后一百年中国人的变化,章开沅有强烈的代入感和参与感。他的"惭愧"来自于这里,他觉得中国人个人意识觉醒不够,"即使有一定进步。"

    与许多历史学家不同的是,对人性的回归与社会伦理的困惑,探究,思索,是章开沅认为下一个百年中国人最需要解决的事。电话中,他突然提高了声调:"如果没有科技,中国要亡国;但是如果没有人文,中国要亡种!"人性回归在章开沅脑海中意指对人文与社会伦理的重视,他复轻轻地说,"这是我的一个梦。这个梦也许很远,但只要我们还活着,就绝不放弃希望。"

    三地评价辛亥革命均以孙中山为中心

    凤凰网:辛亥革命至今已有100年,以地域来划分,大陆、台湾以及西方如美国对辛亥革命的认识有怎样的分歧?

    章开沅:大陆原来把辛亥革命定位为资产阶级革命,主要是就当时的社会发展、在客观上提出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马克思提出的,西方史学家已有这个既定名词,大陆把它借用了,当然也有一些政治上的含义:共产党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当然比资产阶级革命高一点,无形中间就有一点贬低的意思。

    台湾学者认为大陆的评价把孙中山贬低了。孙中山不能够仅仅代表资产阶级,实际上追求的是全民享有,同时共同治理这个社会,依靠全体人民进行革命。从辛亥革命一直到后来的国民革命,都是全民为基础的,这是一种情况;另外同时批评大陆把孙中山、辛亥革命矮化了,这是另一种情况。

    西方的见解很多。西方有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说法,包括日本也存在这种说法,尤其是日本的左派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我们的观点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西方在六七十年代、在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开始讨论辛亥革命,后来又加入了文革以后一些拨乱反正的说法,西方的辛亥革命讨论可以说达到一个高潮,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他们是以当时耶鲁大学一个女教授芮玛丽(MaryClalaughWright)为中心的。这个女教授举办了相关研讨班,除了在欧美,包括日本、台湾、香港都有人去。没想到她影响了一代海外学者。

    她认为,大陆也好,台湾也好,都是以孙中山为中心的,这种中心是一种正统观。台湾绝对肯定孙中山,孙中山是完人,所以叫"旧路正统观念";大陆对孙中山有贬意,是"新正统观念",但都基本上还是以孙中山为中心,这一点是大陆跟台湾共同的。而芮玛丽的新社会观,就是把辛亥革命看作一种绅士运动。

    凤凰网:gentry?

    章开沅:对。Gentry的意思很广泛,它描述了某一个阶层,绅商也好,绅士也好,包括gentleman也好,都在其中。她认为是上层绅商的一个社会运动,主导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党当然需要抛头露面,但是它最后的归宿是靠绅商,就是立宪派。台湾也是这个观点。日本的中央文库原来一些科学家也有这个观点,在美国也有很多类似的。

    彼时立宪派和革命派的结合是必然

    凤凰网:您认为立宪和革命,哪一种对于当时的历史来说是更好的选择?

    章开沅:我没有贬低任何一种意见的企图。客观上回想起来,这三种意见,对中国辛亥革命的研究起了很好的作用,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重新认识了立宪派。以前对立宪派,完全把它归纳成反革命的康梁,就是论战都是革命派有理,立宪派没道理,但是现在看来不完全是这样。

    立宪派有很多的贡献,首先就是梁启超思想有所变化,更趋近于革命,康有为还是老一套。保皇派也不是铁板一块,更重要的是国内的立宪派活跃,因为国内的立宪派是合法存在的。各种媒体,各种地方各个机构主导一切,所有这些都对辛亥革命以后的爆发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君权的尊严已经逐渐暗淡,而民权思想悄悄的挣扎,媒体的出现对人民,特别资本主义这一层有相当大的影响。有些人不一定是通过革命派来接受民主思想,民权思想,反而是通过立宪派。革命爆发以后,革命派毕竟是少数,而且革命派缺乏政府工作经验,又求援于立宪派,立宪派已经给寻找政府了,很自然的他们就结合一起来了,共同分享革命的果实。这一点,我们历史学家已经达成了共识:历史是一个获利的结果。

    阶级斗争不能主要讲一个画面,好像革命党当时就主宰一切了,革命党当时力量很小,而且没有治党政权的准备,只有少数人是像孙中山、宋教仁、黄兴,少数海龟,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这些精英他们是比较清楚的,他们也没有政权的经验。立宪派他们有很多的经验,特别是各种绅商,他们已经掌握了地方的实权,所以这种结合是必然的。

    回望辛亥100年,个人意识进步不够

    凤凰网:100年下来,您觉得中国人的政治参与度,以及我们的国民心态,甚至包括我们的精神面貌等方面,有怎样的改进?

    章开沅:感慨很多,也很惭愧。我们不仅是历史的守望者,历史的叙述者。我们有所追求,但是好像离理想太远了,当然有进步了。现在至少老百姓在维权这一点,已经进步了不知道多少倍,而且用法律来维权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向。但是总体上来讲,还差的很远,特别是在个人意识上,我认为变化是很不够的。

    孙中山那个时候提出的民权,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完成。我叫做盘点辛亥百年,第一百年要盘点一下,我现在主张就是不要弄那些虚假的盛典。不能就辛亥革命讲辛亥革命,要盘点三百年,三个一百年。

    所以孙中山了不起啊,孙中山当时没有政府,没有军队,没有钱,就他一个人,以天下为己任,既研究世界的历史,又研究中国的历史,然后提出三民主义,提出解决三大问题。

    所以应该了解孙中山辛亥革命之前的一百年,特别是辛亥革命怎么来的,孙中山的纲领怎么来的,它都是有依据的。同时还要盘点辛亥革命后的一百年。还要研究从现在开始,往后的100年。

    我们的研究是有缺陷的,这一百年中,不仅要研究国统区,也要研究共产党的根据地,不仅要研究大陆、也要研究台湾,这一百年怎么过来的,不然,辛亥革命也算是没有很好的理解。

    辛亥革命与1949年建国各算一次腾飞

    凤凰网:您认为辛亥革命本身与1949年建国,它们两者的影响孰大孰小?

    章开沅:这个不能一概而论,中华民族的三次腾飞中,辛亥革命算第一次腾飞,辛亥革命的影响不是短期能够突出的,总要经过一些事件。它当时的任务就是解决帝制,建立共和。虽然三纲五常没有最后消灭。这样才有五四运动。经过种种修改,经过正反两方面力量的交集或者是发展成为内战,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它结束了所谓新民主革命的时代,新民主革命时代没有必要去苛求他们,我们有一种理想主义,好像一个方案一定胜过另外一个方案,这肯定不对。因为历史本来就是曲折的。

    1949年是更深刻的变化,是全民的变化,是整个社会制度根本的变化,作为过来人,我们最欣赏的还是工农的翻身,尽管这个问题没有全部解决,但是至少当时一个政策体现上,以及他们的地位,他们的思想面貌等等,实际上工人比农民更好一点。1949年是根本上的独立。从民权来讲,工农的解放还是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另外就是我们也曾有过辉煌,比如改革开放,邓小平的英明,作为草根一分子来讲,我感觉是第三次解放。我们现在正在争取第四次解放。

    下一个百年需要人性的回归

    凤凰网:您所说的第四次解放是什么?

    章开沅:是下一个一百年。

    凤凰网:您是觉得需要解放一些什么呢?

    章开沅:人性的回归。

    凤凰网:是指公民的权利,还是?

    章开沅:不仅是公民权利。公民权利是一个政治概念,是一个权利概念,人性回归是一个更大的问题。现在我们所受的苦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大家对政治体制方面期望很多。人性不回归,任何政治体制改革都会成为一个新瓶装旧酒。

    凤凰网:您认为人性的回归主要包括哪些方面呢,人性本身代表哪些含义呢?

    章开沅:最主要就是要纠正目前重物质轻精神,重科技轻人文,社会伦理的这种堕落。

    但是科技决定主义带来很大的问题,就是科技自己决定不了人的关系,如果没有科技中国要亡国,但是如果没有人文,中国要亡种。科技是不能决定中国命运的,科技本来是一个中心的问题,可以为商,也可以为国,过度的膨胀带来很多问题,现在问题已经存在了,环保的问题,资源浪费的问题,犯罪率的问题,道德沦丧的问题等等,这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不仅要做好一个中国的公民,而且还要承担世界公民的责任,这才叫真正的现代化公民。

    欧洲经过千年黑暗之后迎来了文艺复兴,迎来了人性的复苏,开动觉醒的人民共同联合起来推动改变这个现实,然后出现一个新的人性回归。大家共同来追求,营造一个真正的和谐世界、和谐社会,也不是没有可能。这是一个梦,但是这个梦应该是有的,有梦比没有梦好,问题是我们离这个梦的远跟近的问题。

    目前公民权利不完整,希望改革

    凤凰网:那我们如果回到辛亥革命本身,像辛亥革命它摧毁了政治人物的道德体系,您认为新的体系有没有建立呢?

    章开沅:孙中山所设立的五权分立这个制度一直保存,你不能不说它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多少比过去那种毫无制约的要强,但是因为后来限制不住了,中国枪杆子出政权,共和党、国民党都是这样子的。谁掌握了军权,谁就掌握了一切。政权由共产党接手后,开始在解放区的时候,选举用豆子来选举,很落后,但是很可爱,很真实。我们现这个选举,有多少诚意呢?我到现在我没有用过一次选票,我也是公民啊。我究竟是被剥夺了,还是我自己放弃了,我都说不清楚。没有任何一次通知我去投票。我们参加所谓投票那都是一种形式,不是行使民主权利,我这样的人,当过校长的,教授层级的人,公民权利都是不完整的,你还说什么我们社会主义民主地位的优越性,这不是自欺欺人吗?我们还是希望改革,虽然已经成为一个瓶颈。

    凤凰网:作为学者,您非常真实。

    章开沅:很多学者在文革之后都洗心革面了,再不讲违心的话了。要不就不讲话,要讲就讲真话。

    孙中山伟大但有缺陷

    凤凰网:您怎么评价孙中山以及他在辛亥革命中的作为?

    章开沅:孙中山不是一个完人,但是孙中山确实伟大,他在军事上是有缺陷的,他还是研究军事的,但是有错误的,有缺陷的。因为他那种办法跟卡斯特罗他们那种办法差不多,就在海外组织义军。中国不行,中国太大了,四次起义都失败了,特别是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最大的问题就是革命党一些精英在第一线白白牺牲了。他自己在那里独行其事,所以从起义的成功来讲,他在政治思想上、威望上,作为唯一一个最高革命领袖来讲,是无可代替的,但是他在革命的战略上,至少在军事部署上,已经证明原定的方案是错误的。

    但是我认为对孙中山不能苛求,他在国外争取国外的承认,争取外援,不能说是错误。因为国内的战争,他也指挥不了,主要靠中国同盟会来做这个事情。最重要第一无军队,第二无军饷,连政府都没撑下来,财政困难到了极点。对军变,南京军变,他也控制不住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接受一个既定的事实,就是国内原来已经达成一个协议,就是让给袁世凯。

    他很天真想当华盛顿,革命后,不恋栈,不贪权,他也无从贪权,也控制不了,因为他不像毛泽东,不像周恩来,夺取全国政权以前,他们的共产党已经拥有治理天下的本事了。这些人马,这些骨干,这些精英都是现成的。孙中山当时不行,他没有自己的人,有的是立宪派,有的是旧官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他根本没有力量跟袁世凯干。

    所以这一点上应该原谅他,他把国民党都交给宋教仁,就弄铁路去了,连袁世凯都感到惊讶,所以这个也有些个人的问题,也是中国的国情。但是我们不能要求革命一次,要求什么都那么完美,他是坚持民主,坚持共和,尽管一度有所考虑不周。失败以后,他起来二次革命,保卫宪法,护法战争等等,他自始至终是一个民主革命家,也是一个不屈不挠的革命者,是我们伟大的先驱,我很尊敬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