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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辛亥革命已经融入了我的生活
  • 章开沅1926年生于安徽芜湖,祖籍浙江湖州。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首届荆楚社科名家,华中师范大学前任校长。早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历史系,曾任教中原大学,后在华中师范大学任教至今,是享誉国际的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的创办人和领导人。

    虽然辞去了华师校长一职,章开沅的教师生涯并未结束,为了方便指导学生,他和妻子还住在学校的博导楼里,这是一套160多平米的四室两厅,除了沙发、电视等常用的家居用品外,并没有太多陈设。“有人建议他买套房子,他却说自己离不开学校。”章老的秘书刘莉笑道。

    采访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早晨进行的,85岁高龄的章老非常精神,额头上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虽满头银发但并不显苍老。他的声音清晰有力,嗓音里丝毫没有这个年龄的老人常有的暗哑与含糊。

    章老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庆典活动,起到了不少推动作用。章老年事虽高,但每天仍有许多事务要处理。因为眼睛不好,读书、看报很是吃力,即便如此,他仍不能放下手头的工作,“从28岁开始研究辛亥革命,50年了,辛亥革命已经融入了他的生活。”刘莉说,“马上要去韩国参加一个关于辛亥革命的学术活动,大概四五天时间。”

    少年时代:因打抱不平被学校开除

    “我那时又瘦又小,她(同桌)总是掐我,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武汉的姑娘伢很凶。”

    章开沅生于安徽芜湖,年幼的时候,父亲在汉口银行就职,母亲便带着3个孩子一同到武汉,住在南京路附近。不久,因父母考虑到住所离闹市太近,不利于孩子的学习,便搬到武昌粮道街。

    “我那时候在胭脂路小学读一年级,全班只有我一个外地学生,所以总是受欺负。”章开沅说,“我的同桌是一个女生,会在桌子上画一条线,不准我越过。我那时又瘦又小,她总是掐我,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武汉的姑娘伢很凶。”他一边说,一边捏起食指和大拇指做出掐人的动作,露出孩子般顽皮的笑容。一年后,当章开沅因为家庭原因要搬回芜湖时,他曾发誓再也不来武汉了。

    受父亲的影响,幼时的章开沅喜爱读书,还很爱看武侠小说,很多次他幻想自己成为书中主角,行走江湖,侠肝义胆打抱不平。“皖南事变”后,学生运动频频发生,受高年级同学的影响,章开沅开始写散文、画漫画,有一次他画的是凶神恶煞的教务主任拿书砸人,瘦小的学生被压扁在书堆下,暗含讽刺意味,这让学校很恼火,高三第一学期结束后,他就被勒令退学。

    结缘史学:辛亥革命研究的先驱人物

    “我就是想努力地把中国的辛亥革命研究引向世界,同时又把世界的辛亥革命研究引进中国。”

    1946年,章开沅考入金陵大学历史系,两年后他辍学离开南京,进入中原解放区,留在中原大学政治研究室革命小组,从此与历史结下不解之缘。

    “武汉解放后,中原大学随军南下,后来和华中大学合并,也就是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那时候我才25岁,留在历史系任教。”章开沅回忆,1954年冬,民主德国历史学家贝喜发博士专程到武汉搜集辛亥革命史料,时年28岁的他负责接待。“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搜集辛亥革命史料,为什么身在首义之地的我却漠不关心?”章开沅突然萌生出研究辛亥革命史的想法,“后来,我就与许多辛亥老人及其后裔建立了联系。”

    1961年,适逢辛亥革命50周年,章开沅想到武汉是首义之地,遂向学院提出,在武汉举办全国性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讨论会的构想,得到了学校的支持。“我一边组织论文写作,一边和同事争取中央的支持与指导。”除了专攻论文写作,章开沅和同事还要奔赴各地与其他学者联络。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家经济严重困难,口粮供给不足,“我们常常饿得走不动,干脆就瘫坐在大街上。”功夫不负有心人,1961年10月16日,第一次全国性纪念辛亥革命学术研讨会在武昌召开。“包括李达、范文澜在内,有一百多名学者参会,无论规模还是水平,那次都属创举。”章开沅提高了音量,“史学界十分重视这段历史,此后每隔十年,都会举办一次全国性的纪念辛亥革命的盛会。

    1975年,人民出版社邀请章开沅等人编纂多卷本的《辛亥革命史》。“那时‘四人帮’仍在台上,‘左’的思潮仍然束缚着史学界,但我们没有考虑更多,只是在荒废多年之余想重新做点实事。”就这样,横跨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四个省份的《辛亥革命史》编写组成立了。由于“文革”前积累的资料多已散失,所以许多章节必须从搜集资料起步,且编书缺少经费,开会、食宿条件极差。

    198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三卷共120万字的《辛亥革命史》出版。全世界的目光一下子聚集到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武汉,一大批国外史学家慕名而来。1979年9月,章开沅赴美访问,11月又从美国赶赴日本,这是中国大陆辛亥革命研究者第一次走出国门。

    回顾半个世纪走过的道路,章开沅用一句话概括:“我就是想努力地把中国的辛亥革命研究引向世界,同时又把世界的辛亥革命研究引进中国。”

    执掌华师:甘当6年“助手”的大学校长

    “我其实很自卑,我的一生好比在海上游泳,我的朋友、同事、学生就像海水的浮力,这么把我托了起来。”

    章开沅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学家。自25岁在中原大学任教,60年来,他教过的学生从大学本科生、在职中学历史老师到历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难以计数。

    1985年教育体制改革,教育部派人到华师主持民意选举,章开沅以最高票数当选华师校长。6年的校长生涯,章开沅从未参加过教育部大学校长会议,他说自己不擅长政治,只好埋头做学问,他毫不忌讳地自嘲:“还好,那时候教育部容得下我。”章开沅以学者姿态治学,他在校内实行“党委领导下副校长负责制”,让其他领导充分发挥才能,“我一个校长能有多大本事?还是得集中大伙的智慧,我只是起协助作用罢了。”章开沅用右手食指指指自己,微笑地摇了摇头。

    1991年,章开沅辞去华师校长一职,前往海外讲学。他感叹自己不是做校长的材料,“我其实很自卑,我的一生好比在海上游泳,我的朋友、同事、学生就像海水的浮力,这么把我托了起来。”

    进入华师博雅论坛,“章开沅”三个字是个热门词,有好几个帖子都是专门为他开设的。一位网名为“抱兜兜”的学生说:“我有幸听章老讲过话,好几次都热泪盈眶。他的话有很深的内涵,引人思考。经常听见他说起论坛上同学们的帖子,是个很体贴的长者。”也有学生称赞:“章老讲话从不带稿子,都是即兴演讲,而且条理清楚,逻辑严密。”出于对他的敬仰与崇敬,很多华师学生组成粉丝团,并自称“章鱼”。

    他们说

    “爸爸很少过问我的成绩”

    “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我有两个女儿,她们从小到大的学习生活大部分都是我太太在操心。”章老说,虽然在家时间很少,女儿们却极喜欢和他待在一起,因为在她们眼中,父亲不是长辈,更像一个朋友。“爸爸很少过问我的成绩,读书的时候我受过哪些奖励、在班上考第几名他从不在意,总是说:‘这世上如果每个人都很优秀,那就没有优秀的人了。’”小女儿雪梅说。

    由于宽松、自由的成长环境,两个女儿相继考入名牌大学。“小女儿刚上浙大时要选专业,我没有给任何意见,包括后来出国留学、读博,也是她自己的选择。”章开沅说,“人生是她们自己的,我也不会给她们设计什么,也没什么要求,只希望她们能做一个好人。”如今,大女儿在广州,小女儿去了美国,章开沅还是时时惦记着她们。“有一年章老的大女儿过生日,两位老人寄了封意味深长的信祝福她,并且将女儿们的照片刻成碟,有空的时候就拿出来看。”

    “章老就像一个‘书虫’”

    章老的秘书刘莉介绍,85岁的章老每天早上坚持五点钟起床,读书、阅报、上网浏览新闻,几十年如一日。“除了章老家书房里的一千多册书外,他办公室的书也很多,就像一个‘书虫’。”刘莉笑称:“有些比较流行的网络词汇,他比年轻人掌握得都要快。”聊到这个习惯,章开沅半开玩笑地说:“社会发展迅速,为了跟得上学生们的步伐,我只得更加努力才行,否则我就会被淘汰,成为历史了。”

    对话

    “不能把辛亥纪念办成嘉年华”

    长江商报:10月,辛亥百年庆典的“落户权”争夺战在武汉、广州、南京、广东中山等城市展开,您觉得在哪里举办最好?

    章开沅:康德曾说,最好的纪念是发自内心的自省。我们纪念辛亥是为了汲取革命的经验教训,不能把它办成一个嘉年华。庆典活动的举办自然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效益。对于地方的争夺我们可以理解,最好的办法是各地协助共同举办,毕竟是一个全国性的纪念活动。

    长江商报:在过去几年,人们对于辛亥革命并不是很热心,如今百年已至,辛亥革命的纪念活动成为大热,“热闹”过后会不会重归平静?

    章开沅:一直以来,我都在强调纪念辛亥革命不能流于形式,不是光有热闹的庆典、标志性的建筑就可以,现在馆建得是很好很漂亮,可里面没东西。我们应该通过庆典加强民族的凝聚力,深刻反思,总结经验教训。

    长江商报:纪念辛亥,是属于 “盘点”百年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吗?

    章开沅:纪念,不仅要了解辛亥革命背景的一百年,也要研究总结这一百年来,辛亥革命完成了哪些任务,还有哪些任务没有完成,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迈向民主、共和,孙中山的“民生”、“民权”、“民族”观念到现在还具有现实意义,指导性很强。纪念辛亥革命,要用一个全面的视角去理解、对待。

    长江商报:在您看来,应该纪念什么,纪念的最好方式是什么?

    章开沅:该纪念的不仅仅是一个百年,至少应该重视三个一百年,一个是作为辛亥革命背景的一百年,一个是辛亥以来的这一百年,同时还应该在这个基础上放眼今后的一百年。纪念时,要注重对民族的反思,用客观科学、严肃认真的态度回望历史,展望未来。

    长江商报:百年庆典的纪念活动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章开沅:辛亥革命的影响是巨大的,百年庆典的纪念活动会有促进作用,重新唤起民众对历史的兴趣,可以预期的是,在这次盛会的影响下,会推动很多优秀的相关论文、著作以及史料出版,这会更有利于我们的研究。

    语录

    (纪念)不是光有热闹的庆典、标志性的建筑就可以。现在馆建得是很好很漂亮,可里面没东西。

    要研究总结这一百年来,辛亥革命完成了哪些任务,还有哪些任务没有完成。

    孙中山的“民生”、“民权”、“民族”观念到现在还具有现实意义,指导性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