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章先生，刚刚仙去，但是我们这些后生晚辈，心中却永远无法忘怀先生的音容笑貌。2004年，有幸忝居马敏老师的博士研究生后，也偶尔能够近距离聆听先生的教诲，现在想来，仍历历在目。

最早见到先生，是在2005年先生八十大寿的会场。当时，我陪西南交大的鲜于浩老师（我硕士毕业于西南交大，师从何云庵老师，鲜老师亦经常指导我学问）坐在下面聆听先生演讲，鲜老师不时给我略加评论。先生中气十足，根本就是一“年轻人”。印象最深的是，先生说《辛亥革命史》至少培养了三个大学校长（先生本人、林增平老师、隗瀛涛老师）。这套书也是我们博士考试是必考书。彼时，川大隗老先生亦亲率“川军”（其中有谢放老师，何一民老师等）来华师给先生祝寿。

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先生，大概是考上博士研究生后，去所里看书，路上碰到章先生。我看先生一个人，就想上去搀扶他一把。他笑着说，还不用啊，小伙子。到需要搀扶的时候，他恐怕都不行了。我笑了笑，也不再勉强。随后，自我介绍说是马敏老师的学生。他说，“好，跟着马敏好好学。”然后我又问先生，鲜于浩老师，先生是否记得，因为是鲜老师推荐我报考马老师博士的，鲜老师托我有空问候先生。章先生很高兴，说他当然记得，还让我转告对鲜老师的问候。那时候，鲜老师还很健康。

第二次近距离谒见先生，大概是郑会欣老师记忆的2016年5月31日，王笛老师到华师来做报告，报告结束后，安排为王老师接风洗尘。恰好章先生也兴致勃勃地受邀来参加了这个宴会。席间，我又近距离聆听了先生幽默、睿智的谈吐。特别是先生对生活中形式主义的批评很中肯。

第三次是2020年1月9日，受同济大学郭世佑老师的委托，去拜访章先生。这次主要是郭世佑老师的大作《思与言》出版了，要我呈送给先生。郭老师特意交代我买束花，代他亲自将书奉上，以示对先生的尊重。我也很高兴能够如此专门谒见先生，遂精心准备了一束鲜花，还顺便带了我自己的两名研究生，她们也早想拜访先生。

那天早晨，我早早和两名研究生在近代史所六楼电梯口等待先生。8点半后，章先生拄着拐杖，轻步走下电梯。我还未开口，先生便问我，“是郭世佑让你们来的吧？”我回复是的。章先生回答说，“到我办公室来谈吧。”我们随后进入先生房间。进去后，我说明来意，说自己受郭老师所托，呈送先生郭老师的大作。先生很高兴，我说有郭老师的微信，先生是否需要和郭老师连线视频一下，章先生欣然同意。连线视频后，先生说，他“还在担任村官。”他们给了先生一块地，20多亩。后来又把他升任了镇官，镇里还和先生签了5年协议，帮助他们脱贫。经过努力，以前，那个非常贫穷的地方，现在已经是生活富裕之地了。先生还说，辛亥革命快110周年了吧，他争取参加。郭世佑老师则说，他一定要回来参加章先生的100岁寿诞。视频结束前，先生说，托我给郭老师邮寄一本家谱，作为回赠。

和郭老师聊完，先生又和我们谈了会。我向先生汇报说，马院已经有四名近代史所的毕业生了。他还告诫我们年轻人，要多锻炼身体。先生说，现在人们生活节奏都很快，要坚守好自身。学马理论要踏踏实实，下一番苦功夫，那时候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选择了共产党，好好学马理论。《资本论》也要认真读，现在很少有人能做到了。他们那时候包括注释都认真阅读。

因为先生还有会议参加，我们亦告辞离开。

作为后生晚辈，我虽未聆听过先生一节课，但他的只言片语，都是人生的大智慧体现。现在想想，有幸中的两个国家社科基金（一是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俸给制度研究，另一是南京国民政府国营金融邮电事业人员收入问题研究），其实都是得益于先生的群体研究方法和眼光向下的思路。当然，还有马敏老师、鲜于浩老师、何云庵老师、吴景平老师、谢放老师、朱英老师、王笛老师、彭南生老师等诸多导师的教诲与培养。

物是人非，愿几位逝去的（鲜老师、隗先生、章先生）先生千古……

华中师范大学马院何家伟

2021年6月1日星期二于桂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