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春风至。4月的武大珞珈山，樱花开过之后，满眼尽是新绿，一派生机勃勃。躬逢师门章开沅先生九十华诞，此时此刻，作为徒孙辈弟子，回想起十多年来章先生对我个人成长的影响，回忆在华师从教期间对我的耳提面命，宛如春风拂面，点点滴滴，沁入心田。

第一次听到章开沅先生的大名，还是在刚刚跨入大学校门之际。1985年9月，我从鄂南山区的崇阳考入湖北大学历史系就读。记得入学报到之后的一天，老师带领新生参观历史系办公楼、资料室和校图书馆，介绍了历史系的情况，讲到本系关于中国文化史研究、拉美史研究、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研究的成就，特别提到以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和湖北大学冯天瑜教授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声誉。尽管从中学时代起我就一直喜欢历史，但老实说由于从小生活在一个小山村，对于研究历史的历史学家并不了解。第一次听到章开沅先生、冯天瑜先生以及湖北大学研究拉美史的著名学者黄邦和先生等大师的名字，印象深刻。不过，当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章、冯二位先生竟会与我结下如此深缘，并影响和改变了我个人的命运。

在湖北大学的第一学年主要学习古代史，第二学年上学期开始学习近代史。当时教我们近代史的高路老师，刚刚从章先生门下硕士毕业（当时硕士老师不多）。高老师上课要求学生很严格，既要求学生听讲座，也要求学生写论文，时有提及章先生的治学精神。记得写近代史课程论文是平生第一次正式写学术意义上的文章，我选择的题目是对近代洋务运动历史贡献的评价。这个题目现在看起来似乎有点老旧，但在1980年代中期的历史学研究领域，却是热门话题。为写好这篇课程论文，我泡了一个月的图书馆，最终得以完成，得到了高老师的表扬。这也是我人生道路第一次对学术研究萌生了最初的兴趣。20年后，当我奉命研究国有文化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时，心中还不时将洋务运动时期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模式与当代的“国有民营”、“混合所有制”进行比附。2000年，我选择报考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虽说主要是源于我的硕士导师周积明先生向朱英老师的推荐，但心底深处也有对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的那种崇敬感和亲近感。

1989年6月大学本科毕业之后，我考取了湖北大学的1989级硕士，有幸成为由冯天瑜先生创办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第一届硕士生，成为周积明先生招收的第一届弟子。与我同时考入的还有洪九来、任放二君。在湖大文化史所攻读硕士的三年中，期间有一年上级规定，凡文科生考上硕士研究生的，保留入学资格，下放基层锻炼一年。我于是在位于武昌杨园的武昌铁一中担任政治课老师一年。1992年6月硕士毕业，经冯天瑜先生推荐，我被分到湖北省文化厅工作。同时，洪九来君毕业后到了上海，后来成为了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任放君毕业后留校任教，数年后调入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后又拜入章开沅先生门下做博士后，在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早已是声名卓著。

从1992年到1999年，我在省文化厅工作期间，得益于导师周积明先生的继续“传帮带”，在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之余，也承担周积明师布置的一些研究任务，因此一直没有脱离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是将在学校习得的文化理论与艺术管理特别是文化体制改革的现实结合起来，这在客观上为我后来走上文化产业研究和公共文化政策研究奠定了基础。在省文化厅工作期间，基本上是白天上班公务，晚上加班研习。自己给自己订了个规定，每天必须要完成不少于2000字的文稿写作，才能上床就寝，如此坚持数年。其间，除撰写一些论文之外，也相继出版了几本研究性著作，如《中国人的信仰与崇拜》（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艺术教育管理学》（与杨光进合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经过几年的研习，我发现自己对学术之道越来越有兴趣，选择学术之路作为人生目标的想法也越来越明确。1998年前后，中国文化界关于发展文化产业的学术讨论勃兴，文化学界意图通过确立文化产业的经济属性进而重建文化行业在传统宣传文化战线中相对独立性的巨大价值，它为我们这些身处一线、终日为改善文化单位经济困境而焦虑的文化工作者打开了另外一扇新的“窗口”，使我们这些文化行业行政管理人员看到了一个崭新的天空。于是，我萌生了继续学习、攻读博士的愿望，并得到了周积明师和冯天瑜先生的赞赏和支持。周先生当即推荐我到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所攻读博士，并介绍了近代史所在史学界的地位和声誉，论及章开沅先生以及马敏师、朱英师等人在辛亥革命史、商会史、近代经济社会史和教会大学史研究领域的成就，我不由怦然心动。周先生推荐我进入朱英师和马敏师门下，得到朱英师的鼓励。于是从1999年秋开始复习，准备考博。但是，在英语搁置8年之后，重新拾起，的确艰难。加上机关对上班要求甚严，只能白天上班，晚上复习。经过半年准备，2000年3月, 参加了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入学考试，因为英语差一点而导致第一次考博未能如愿。然而，考博已为人生目标所系，因此决心再战。白天不能复习（虽然主管领导特意减少给我的工作安排），晚上回家孩子太小，又特别吵闹。于是决定晚上住办公室专心复习准备。如此坚持8个月，2001年6月终于如愿，考入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这也是我人生道路上从公务员改换为教师角色的一次重要转机。

2001年9月，我到华中师范大学报到入学。时逢秋高气爽，走在华师校园林荫大道上，心情格外舒朗。不仅仅是考博目标终于实现的快慰，更是因自己能够进入华师近代史研究所这一全国著名研究机构攻读博士，一种自豪之感和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真正亲耳听到章开沅先生授课大约是在第一学期的期中。记得是在科学会堂近代史所三楼会议室召开的博士生学术座谈会上，章先生应邀出席，会议主题是讨论近代史研究的前沿问题。也许是为了进一步端正我们这些博士生从事学问的态度，章先生对具体的学术问题倒没有谈多少，他发言的主旨是学问之道与学术自由。这是我第一次切实地感受到章先生思想的锐利和对学术自由的坚守。记得章先生讲话的大意是当下学界追逐名利之风盛行、学风浮躁，既与当下经济社会和政治大环境相关，也与个人的人生目标与旨趣相关。先生告诫博士同学们，尽管个人的力量无法一下子改变大环境，但也必须做到努力追求学问的本义。最后先生表示，他自己对金钱的兴趣十分有限，但在对学术自由的追求上永不满足，永不止步。先生讲到这里，目光炯炯，面色刚毅，让我想起陈寅恪先生的著名论断：“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至今忆及此景，仍然历历在目。

在复习准备考博期间，我认真拜读了章先生的许多文章和著作，由于备考期间的特定需要所致，尤其对《50年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一文印象深刻。《50年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对于辛亥革命研究发展历程的纵向把握和对一些前沿问题的横向剖析，给我提供了一种宏观的总体框架，据此而初步建立起关于辛亥革命研究的基础性知识谱系。因为有了这一知识的坐标系，再阅读一些辛亥革命和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文章也似乎相对轻松。其中，特别是章先生与台湾学者张玉法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辩论——辛亥革命到底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全民革命”，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后来听朱英师、马敏师关于商会史和早期资产阶级研究的讲座，才知道正是这场“章张之争”成为近代史研究所开辟商会和早期资产阶级研究方向的重要缘由，由近代史研究所提出的关于商会和早期资产阶级研究的话题，日后成为华师与中外史学界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命题。

在攻博期间，因有多年在湖北省文化厅从事文化管理工作的经历，我一直努力把近代化理论的系统训练与当下国家文化改革发展的实践相结合。得益于章先生和罗福惠先生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以及周积明先生《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等著作所阐述的现代化理论的启发，特别是借鉴朱英师和马敏师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交往行为理论观察商会组织性质和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范例，决定将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设定为文化娱乐业的现代转型研究，力图把中国近代经济社会转型的宏大叙事置于近代汉口文化娱乐业这样一个具体平台上进行观察，进而把握和解析文化娱乐业的发展过程与中国近代化进程之间的相互关系模式。这一想法得到了朱英师的支持。于是，我一方面在湖北省和武汉市档案馆搜集相关研究资料，另一方面也充分利用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丰富资料，并开始恶补有关现代化和公共领域的理论。2004年4月，终于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1861-1949）——以汉口为主体的中国娱乐业近代化道路的历史考察》。2005年，我决定将博士论文交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在不知章先生已向外界明示不再为他人著作作序的情况下，我冒然恳请章先生为本书作序。先生当时已是八旬高龄，我的请求竟然获得了先生同意，这让我感动不已，特别是后来从师友处得知先生为我破例，更让我感受到先生对我的关爱有加，令我此生难忘。

2004年6月，我博士毕业。历史文化学院王玉德院长和姚伟钧主任拟将我从湖北省文化厅调入历史文化学院文化学系任教。其时，文化学系刚刚创设不久，正好缺乏有实践经验的教师。因我有在文化系统10多年的工作经验，再经过博士阶段的系统理论训练，在文化管理研究领域就有了一些比较优势。加上在攻博期间发表了一些关于文化管理和文化政策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如主要执笔完成的《转型时期艺术表演团体改革模式》（合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成为当年文化部文化体制改革湖北现场工作会议的核心材料（若干年后这本书仍然是国家相关部门在进行文艺院团改革政策设计时的主要参考书目），正好与文化学系的需求相吻合。承蒙王玉德院长和朱英师、马敏师的厚爱，2004年8月，我从湖北省文化厅正式调入华中师范大学任教。

2004年秋天，原湖北省文化厅副厅长宋丹娜女士调任湖北长江出版集团任副总经理。经与宋丹娜女士的几次交流和共同策划，并得到王玉德院长和马敏校长的大力支持，决定以历史文化学院为基础，共建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同时挂牌湖北长江集团战略研究所，由我担任所长。研究所于2005年1月7日在华中师范大学科学会堂正式成立，并拟请章先生任顾问，得到先生的欣然应允。在研究所成立会议上，章先生发表讲话，他说：”有些事情，我既不想顾也不想问；但是对这个文化产业研究所，我是既要顾，又要问。”博得大家热烈的掌声。章先生的热情鼓励和明确表态支持，给华师同仁、长江出版集团领导，尤其是我们这些初创者以莫大的鼓舞。

研究所成立之后，在章先生、王玉德院长和马敏校长的直接和间接支持下，先后策划并承办了多个学术活动，逐步打开了局面，并养成研究所独立承担课题的能力。从2005年1月到2006年1月的一年时间里，华师文化产业研究所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先后承担了《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战略管理架构设计》、《湖北第八届中国艺术节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等课题；承担了文化部“网络文化和青少年发展高峰论坛”、首届和第二届“中国文化创新高峰论坛暨文化创新奖颁奖仪式”等大型学术活动，努力探索将华师百年老校的人文社会学科优势转化为现实文化生产力的路径。期间，一批全国研究文化产业的知名学者和文化部门的领导纷纷到访华师，加强了交流与合作，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开始在全国高校的文化产业研究领域崭露头角，并在全国文化产业学界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这也为2007年华师在文化产业研究所的基础上申报与文化部共建“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奠定了科研基础和组织基础。

2006年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特别是文化产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因为我有过在湖北省文化厅文化产业处任职的经历，深知建立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对发挥华师文科强校优势的潜在价值，便向学校提出，为了顺应国家文化产业发展大势，学校宜借此机会，将文化产业研究所建成“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这一想法得到了马敏校长的大力支持。于是，华师文化产业研究所联合湖北省文化厅及时向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建议，在已有的上海交通大学和北京大学共建的国家文化产业改革和发展研究基地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研究机构的布局，分别在东中西部设立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这一提议得到了文化部文化产业司领导的肯定和认同。基于华师文化产业研究所几年来的工作基础，并在湖北省文化厅的支持下，2007年11月，在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的基础上，经文化部批准，文化部与华中师范大学共建“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随之，华师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承担了国家多个部委委托的关于农村和农民工文化建设、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等研究课题，开局良好。为此，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在2007年底召开了工作总结会，邀请了湖北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和省科技厅的领导参加。会后组织了一个小型晚会，邀请到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杨至芳女士（《谢瑶环》《岳飞夫人》主演、梅花奖金奖获得者）出场。在晚会上，章先生对杨至芳女士说：“杨老师您可能不知道，我可是您的粉丝啊！”先生此言一出，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开怀大笑。

从文化产业研究所草创之初直到后来研究中心建立，因开拓渠道、扩大影响的需要，我们承办了多个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每逢大型研讨会，我们都要邀请章先生作为顾问出席，在一定程度上，章先生已经成为我们研究所的旗帜和向外拓展的核心竞争力。记得2007年底2008年初，我们研究所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同时分别承办由国家文物局委托的中部地区博物馆馆长培训班和文物局长培训班，国家文物局的这种布置本有通过两校竞争以提高办班质量之意。我们特别邀请章先生为这个培训班上第一课。章先生开讲即说，今天我这个“老古董”来跟各位博物馆馆长、文物局长交流，确实是“名实相符”，一句话让学员们大笑不已，课堂气氛立即活跃起来。章先生随后从历史学家的角度谈到文物博物馆在现代社会建构中的独特价值和作用，以及博物馆长所担负的职责，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引发学员们的共鸣。数年之后，我与这些博物馆馆长和文物局长偶有会面，他们还提到那次培训，章开沅先生的授课让他们记忆深刻，至今回味。

2008年5-6月间，在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正式运行近1年后，由于种种原因，我考虑离开华中师范大学。原已联系好北京一所高校，但师弟聂长顺博士将此消息报告给导师冯天瑜先生，冯先生当即劝我留在武汉，并出面联系学校相关部门拟将我调入武汉大学任教。在决定离开华师期间，历史文化学院胡年珍书记先后两次来我家与我长谈，极力挽留。马敏师也力劝我留下并答应让我在校内再行选择工作单位。章先生听说此事后，专门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与我谈了很久。我当时心情确实非常沮丧，毕竟要离开母校，心中还是恋恋不舍。章先生以他丰富的人生阅历语重心长地劝慰我说，我已经年过八十，回想起来，人生漫长而又短暂，人一辈子真的做不了两件事，有些事完全不必太过放在心上而影响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你今年才40来岁，还是“天下大可去得”的年纪，要坚决抛开过往，定下心来，一心一意做一两件大事、实事。章先生对我的劝导和关怀之情，让我十分感动。走出先生办公室后，心境也开朗了不少。回想起在华师工作的这几年，章先生对我的各种请求，总是有求必应，体现了对我特别的关心和关爱。记得在我们研究所承办的2005年第一届和2007年第二届中国文化创新高峰论坛上，章先生的出席发言，总能以一种贯通中西的闳阔眼光和作为历史学家的深厚学术内涵，就文化创新问题娓娓道来，让人备受感染，往往博得大家的满堂喝彩。几年来，以我们研究所凭藉寥寥三人之力，动辄举办大规模的全国性学术论坛，都得益于章开沅先生、冯天瑜先生和马敏校长等背后支持所给予我们的莫大勇气。此次章先生及时给予关心和帮助，又让我重拾信心和勇气。

2008年年底，我正式调入武汉大学任教，同时积极筹备文化部与武汉大学共建“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经过了大半年的努力，在武大校领导和冯天瑜先生的大力支持下，2009年4月16日，在武汉大学文化创新研究中心的基础上，获文化部批准，文化部与武汉大学共建的“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成立，这是第一个设在高校的国家级文化创新研究平台。尽管有众多师友相助，但只身一人到武大，筹建过程中的艰难，自不待言。让我意想不到的是，2009年上半年，在我们筹建最关键的时候，章先生嘱在华师的师弟给我打来了电话，关心我现在的状况，我立即赶到华师向章先生汇报了在武大的工作情况，并报告了筹建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的进展。时隔一年多，看到先生依旧是精神矍铄，心中自然倍感安慰。听了我的情况汇报，先生脸上露出高兴和欣慰的笑容。

此后两年多时间，武大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处于草创和快速发展期，2011年6月16日，在财政部的支持下，文化部又命名成立“国家文化财政政策研究基地”。因忙于中心的大小事务，一直没有时间去近代史研究所，其间也曾多次通过师兄弟询问章先生的近况。2014年3月26日，《武汉晚报》刊载《章开沅先生四度请辞资深教授》的新闻，立即引发社会热议，100多家新闻门户网站转载。网上评价先生为请辞资深教授、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的“第一人”。我看到这一消息时，恰好在北京的一个会议上，会议代表中，不管认识章先生与否，都对章先生表达了敬佩之意，这让我作为章先生门下的弟子也感到无比自豪。

2014年底，在教育部和财政部的大力支持下，得到武汉大学校长李晓红院士的支持，武汉大学决定将珞珈山别墅12栋（郭沫若故居，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拨给国家文化财政政策研究基地（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使用，用以筹建全国文化领域的综合性数据中心和文化政策研究中心。借上级领导将此楼作为中华古籍再造善本保存之所这一契机，我们决定请全国文史领域的大师题词，以期借力高校文化阵地和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影响力，建成精神文化高地，以激励后进。我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冯先生、章先生的大力支持，冯先生题词：“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岂不幸乎？录方以智《通雅》记读书之妙。乙未春于武昌珞珈山”。章先生欣然命笔：“学海无涯。乙未春时年九十。”学术大家们的道德文章，正是我们这些学术机构的核心价值所在。

今年是章先生九十华诞。先生从教数十年，桃李满天下，培育了官、学、商界众多的杰出人才。在门下众多弟子中，我因特别的机缘，得到先生以及朱英师和马敏师等诸位师长特别的关爱。在他们的不断引导和帮助下，使我从一个普通的机关公务员，逐步转型并成长为文化产业和文化管理研究领域的一名专业研究人员和学术带头人，每忆及此，不由令我由衷地感动。章先生作为近代史研究领域多个学术方向的开拓者，无疑是一盏明灯，能够沐浴在先生的思想、学术和人格的光辉中，既是我个人的幸运，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