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前小记

  章老师离开我们十天了，无数纪念文字表明：心中的先生说不尽，天人间的对话说不完！据外间人看，先生著述等身，无不传世；桃李芬芳，开枝散叶；寿跻遐龄，安详平静。而且江城连日风平浪静，远近亲友、弟子学生及各界旧雨新知，少长咸集，恭送章先生远行，先生生前功德圆满，身后倍极哀荣。然据先生亲人转述，先生清醒时仍然流露出两点遗憾，一是曾表示想有机会再回桂子山一行，最后看一眼他度过六七十年漫长岁月的校园，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物一人，都充满无限深情，终因身体状况的原因未能如愿。二是先生生前耗费三四年之久的时间和精力，一笔一划写成长达五六十万言的自传——《凡人琐事》，付梓已近两年有余，却因种种原因未能让先生及身见其成书，难免联想到魏晋间嵇康的《广陵散》。对于先生的这部收官之作，我也做过一些文字协助，故在此将我为此书写成的小序先行刊出，一者寄托我的哀思，二者希望以此促成该书早日面世。

《凡人琐事》序

罗福惠

将近两年前，当章老师亲笔撰写的自传接近收尾之际，表示希望笔者协助他做点事情。一是对书中业已写到，而我可能略有所知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若干人事细节，作些史实上的核对；二是对手稿和电子文本加以初步的校对和润饰；三是如有感触，可试作一小序。当时我脑子里立即闪现出《史记》中孔子订《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的旧典，心想前面两点自当尽力，但对作序却有些诚惶诚恐。

先生见我犹豫，略带感慨兼无奈地说，“我高龄九十多了，不用说自己的师长一辈，就是同学同事多已作古，早年的学生也所剩无多且都搁笔。而你自从跟我读研究生到留校工作，转眼近四十年，对我总算有些熟悉和了解。作序也不要有压力，随意谈谈读后心得也行。”先生这番话既引起我对书稿先睹为快的好奇，无形中也激发了身为弟子理当略尽竹帛之劳的责任感。至于无知妄序，祗望先生和读者把它当作学生的一篇碍难及格的课程作业来看。

首先要向读者汇报的是《凡人琐事》是一本怎样的书。先生当然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大学者，从上世纪80年代以降，他的多部著述广泛流传，因此研究先生的学术成就、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的文章，一直层出不穷，先生自己也不吝金针，毫无保留地坦陈自己的为学之路和各种心得，让无数后学和读者得到多方面的收获。不过在这本《凡人琐事》中，先生更多的是以“平静客观的学术态度”（电子版第395页）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换句话说，该书主要不是先生自述的学术史，而是更接近于生活史或者说生命史。

翻阅此书即可发现，处在新旧过渡中的大家庭的环境和条件，使得先生早早读书并富于“遐想”，中学时代就习惯记下自己的见闻，保存自己的习作。到从事历史学习和教育工作之后，先生不仅有意保存信札和资料，还有类似日记和工作纪要随身携带。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参访”、“寻根”和旧地重游，更有如现实和历史的往返互动。因此，不用说记述自己生活、耕耘了大半辈子的昙华林中和桂子山上的人事，以及在东瀛和北美的萍踪和所遇，即使是追忆七八十年前南京金陵大学的激情岁月，四川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身体和精神的成长，甚至直到芜湖青弋江畔祖宅中的童年，由于先生的博闻彊记和充足的资料积累，通过精心剪裁和娓娓道来的表述，使得先生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如同逐步换景移情的历史长卷呈现出来，让作者有如“在地”讲述，读者同样“在场”感受。

所以，《凡人琐事》不是本为旁观者却靠耳食和拾唾来谈所谓宏大叙事，也没有某些人物回忆录的自我矜伐或自我开脱。它甚至不是通常所说的以“今日之我”对“往日之我”的历史回望，而是一种排除后见之明，回到现场设身处地的生命穿越的体验，不仅以原生态的生命过程和情感变迁以呈现自己，而且与人生路上曾经遇到的人物和事件再度相逢。惟其如此，书中记叙的一切才显得真实，可信可亲。

这本篇幅宏大的百年生命史，刚巧分为近百小节，完整地再现了先生从世家少年到流亡学生，从浪漫洪流中投奔革命的民主青年，到“斗争”高潮时期中的“修正主义苗子”，从以知名学者出任大学校长而力行“改革开放”，再到主动辞去待遇和荣誉，回归布衣学人的本色，广泛地参与“文明对话”，和担任多处文化建设的策划和“顾问”的人生经历。而这些被先生自己谦称的“凡人琐事”，实则紧扣着百年历史的脉动，不仅必然地带上了国家与世界的宏大叙事的背景，而且在当时本来就是时代大合唱中的低声部，也是今天的历史回声中的心灵独白。

每个人的生命史都是由自己书写的，但怎样书写又都离不开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条件。个体生命的亲身经历，最容易直观感受到生活中的悲欢善恶的并存和交织。比如，家乡的山水草木使人产生故园之思，家业的或盛或衰，家人的或聚或散，家庭生活中的亲情温暖或某些刻板的规矩和礼教残余，都是各人欲说还休的“乡愁”。当敌寇入侵造成家庭离散，自己浪迹异乡时时为失学失业所苦，甚至缺衣乏食时，就能体味什么叫国破家亡，就会痛恨侵略盼望和平。而饥寒交迫时，一顿饭甚至几个红薯，一件旧衣或几文小钱的帮助，都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在茅屋和破庙构成的学校里，校长和老师们一个关爱的眼神或动作，一句亲切鼓励的话语或批语，都会激发少年的上进；师长的传道授业和自己读书得到的知识和希望，更源源不断地哺育着后来人的生命力。

在通常情况下，重视人际关系和后辈教育的家庭的孩子比较淳朴规矩，读书知礼使得他们往往会在社会上的关系网络中得到帮助，反过来也乐于回馈和帮助别人。即使力有不逮，萌芽状态的仁爱之心也会使得他们同情老弱和比自己更加受苦受难的普通人。所以我们在书中多次看到作者对保姆和厨工的感激，对面粉厂工人的称赞，流落四川时对采煤矿工的同情，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学的手足之情。尤其是书中对川江船工生活的描写，既生动感人又显示了先生阅读社会这本大书的人生感悟。

川江行船，有时顺风顺水，舻舳首尾相衔，岩下钓翁的渔歌和滩边浣衣女子的嘻笑在峡谷中飘荡，但“如逢巨风骤雨，弄不好就是人坠船翻”。这时舵桥上的驾长和船头的桡工就必须依靠“他们鹰隼般的锐眼，以及他们脑袋中那副以经验和记忆绘制而成的航线图”（电子版第110页），船上的人配合默契，使出全力挣扎行进，领班的“号子便失去平常的韵味与谐和，发出的只是人们在与大自然威力生死搏斗中的悲怆吼叫，那呼天抢地、撕心裂肺的惨烈，非亲身经历者难以体味”（电子版第113页）。正是在这种“生死之间也只隔着一层纸”的情境中，养成了川江船工“珍惜生活的乐趣”，甚至“浑浑噩噩”、“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电子版第111页）的特殊性格，但他们在与激流礁石、风雨浪涛的生死搏斗中，一种生存意志的挺立和生命的顽强承担，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

先生自言刚刚跨进青年门槛之际，适逢抗日战争前途不明，自己失学失业，“几经挫折以后产生了悲观情绪”，“觉得社会上的丑恶与不公平太多”，“自己软弱无力，难以掌握命运”。之所以没有厌世，是因为“想到世间有如此众多好人对我的同情和关爱，我确不忍薄情离他们而去。我仍然热爱这个祖国，热爱现实生活，至少我还可以在阅读中倘佯于一个高尚而美好的精神世间”，“求知的本身就是一种愉悦”（电子版第119页）。

普林斯顿大学华裔历史学家刘子健，是燕京大学毕业的学长，他鼓励先生撰写回忆录的理由，就是他们那一代人“历经战乱，屡遭忧患，理应给后人留下若干历史记录”。可以说，先生在青少年时代因遭逢战乱而流离失所，塑造了先生浓烈的家国情怀；亲情、友情的温暖，和更多善良的普通人的援手，使得先生在困厄中感到慰藉；读书阅世而得的知识、能力和素养，更是先生安身立命的基石。从书中不难感到，先生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其人生观已经基本定型。所以几年之后在白色恐怖的南京，先生自然而然地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抗争，直至义无反顾地投奔革命。工作之后，无论是因显著的成绩而得到信任和荣誉，还是历经长时间反复的自我检查、思想改造和劳动锻炼，甚至横遭攻讦和批判，先生都能坦然面对，不怨不悔，不怒不怍。

故在此后的岁月里先生表现出的某些性格和行事特征，其实早已可见端倪。比如说先生因诚恳乐群而能广交朋友，这些朋友有老有少，有中有外，既有学术上的同行，工作中的同事（其中也包括理念和方法相左者）。还有偶然邂逅的工农群众，彼此居然能够相互理解敬重，保持长期的友情。比如由于先生做任何一件事都能全力以赴，严于律己，刻苦耐劳，居然在每次下放劳动锻炼时成为吃苦带头的“主心骨”。由于先生的仁爱之心和宽以待人，真心关爱学生而循循善诱，故被尊为人师而从者如云。连在农场劳动的知青甚至“劳教”的“问题青年”都会感动于先生的真情实意和人格魅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先生在以学习和研究历史为志业以后，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勉自律，其开阔的视野和深沉的思虑与历史意识融合，使历史成了“把过去、现在及将来连在一起的桥梁”，形成了自己尊重历史、参与历史、超越历史的学术与生命的同构及共情。

先生曾引用王国维的话来讨论历史的价值：“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先生进而认为“史学不仅是一种知识的传授”，“而且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智慧宝藏”，“历史就是民族的灵魂”（先生近著《走出中国近代史》，北京出版社2020年3月，第132、171页）。“真实”是史学的生命和尊严之所系，史学家应以独立的学者人格，摒弃一切干扰和诱惑，花大功夫下大气力，追寻历史给人类的真知和智慧。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章先生就和林增平等先生一道，不顾环境的恶劣和物资生活上的短缺，尤其是顶住“立足于批”的思想束缚，广泛发掘和利用原始资料，历时数年终于写成享誉中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解放思想的“辛亥赋新篇”成为“春天第一只燕子”（电子版第270页）。随后的《张謇传稿》不仅在方法上讨论了中国近代转型中社会群体角色的转换，而且“充分展示其心理变迁与精神世界”，写出“一个有血有肉，有性格有灵魂的人”，在历史人物研究方面成为克服“停留于社会学的类型区分”（电子版第410页）的典范。其他对孙中山、章太炎、秋瑾、容闳、贝德士等多个历史人物的研究，都贯穿着这种与研究对象“神交”、“对话”的重视和理解。

这种以实事求是为方法和目标的“尊重”，也体现在生命历程中的待人接物，先生自言，“长期研究历史已经使我养成为他人‘设身处地’给予理解的同情”，故能真正“知人论世”（电子版第465页）。《凡人琐事》中出现的人物多达近百位，包括家人、同学、战友、上级领导、同事、学生和社会大众，有些只是呈现为一晃而过的侧影，先生也写得郑重其事。而对鞠养抚育自己的长辈家人，给自己教诲、帮助和引导的师长前贤，学术生涯中相遇相知的中外学人，先生的温情笔墨和精当的知人论世，不仅体现了先生的眼光和胸襟，其丰富的内容更折射了百年来的世事风云和几代人的人生际遇，这些忠实客观的记载，多值得后来人多方面地加以发掘运用。

“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的提出，应该是来自先生“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使命感”（《走出中国近代史》，第23页），并受到20世纪欧洲年鉴学派的影响。其立足点仍在历史是把过去、现在及将来连在一起的桥梁，所以应该而且能够双向互通。章先生认为，“历史学家的最高天职就是研究人类的历史生活”，“参与历史，亦即走进历史，理解历史”（《走出中国近代史》，第31、34页）。如同法国历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n）所说的对历史“加以重新体验和赋予生命”，用自己的现实关怀乃至前瞻性，使因沉默而遭人们冷落的历史鲜活起来，这是历史学家“对史学的奉献”。另一方面，鲜活的历史百科全书又有助于人们“超物质利益的精神”生活，如满足人们求知的欲望，认同感和使命感的培育，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汲取，以及作为人的良知和智慧的发现养成等等，来参与塑造当代。尤其在社会生活出现问题，甚至人类文明“生病”的时候，不妨像年鉴学派的创始人马克·布洛赫（Mark Bloch）一样反躬自问：“社会曾否努力向历史学习？究竟我们学习得是否正确？”历史学家的研究如果能够“增进人类的利益”，也就是“对人类的奉献”（《走出中国近代史》，第29、30页）。

而且章先生所说的双向“参与”，更有一层知行关系上学以致用的实践品格。如同布洛赫作为一个拿笔的学者，也曾拿起枪站在反法西斯斗争的第一线，参加了“历史的创造”。章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迄今，曾经主张借鉴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丰富了80年代中小学教育改革的内容。90年代，先生在通过深入发掘“贝德士档案”，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时，不仅参加了“对日索赔会”的活动，还到日本巡回演说，实际参与了日本主张战争反省人士回击右翼势力的斗争。先生更多次在武汉、珠海、南通、湖州和芜湖等地，结合当地的历史事迹和人物言行，如围绕武昌首义、后期洋务新政、早期留洋学生和民族工商业等主题，为建立有关纪念馆和文化遗址设施，地方史志的编写，乃至城市建设发展规划的讨论和制订，提出许多高瞻远瞩的建议，引起当地的重视并得到采纳。2004年冬，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我现在没有把我的工作限制在书斋之内，而是把我的活动领域推广到整个社会。就是说史学家不仅要研究历史，还要创造历史，还要干预历史，还要跟其他有识之士一起促进历史往正确的方向发展”（《走出中国近代史》，第172-173页）。这样“把学问写在大地上”的思考和行动，显然也体现了历史参与和参与历史的精神。

先生所说的“超越历史”，除包含治史者须尽可能掌握必要的古今中外历史知识之外，还要注意科际整合，努力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宗教、人类、心理诸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史学研究。但更重要的，还是具有宏阔的视野和对全体人类命运的关怀，以此“超越”各自历史意识在时间维度上的阶段性和空间维度上的地缘性。先生在长期的治史生涯中，一贯强调“历史的延续性与复杂性”（电子版第468页）。在上世纪末社会掀起空泛的“世纪热”之际，先生围绕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的“百年锐于千载”之说，提出对“辛亥革命的背景、起因、进程、后果、影响，需要进行长时段的纵横考察，才能谈得上是对其本身以及历史遗产的真正盘点”（电子版第454页），由此提出三个一百年（辛亥革命前一百年的历史背景，20世纪一百年本身，21世纪一百年的展望）的致思范围。其具体内容既包括对辛亥革命成败的科学总结，对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得失的深沉思考，还有以“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历史认识，作为对“告别革命”论的回应，以及与种种“毕其功于一役”式的乐观躁进相对的忧患意识。其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见解，集中体现在2011年7月16日在国家图书馆对部级干部的讲演之中（参见电子版第464-469页）。

先生多次强调指出，孙中山既高度重视民族主义，又自称“世界公民”；最先提出“振兴中华”，又怀着亚洲梦，晚年还提出“世界主义”的国家观和世界观，并就民族国家与世界主义的关系作过精辟论述，比如“一定要先讲民族主义”，恢复民族的自由平等，并“从而发扬光大，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乃有实际”（《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载《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1页）。先生在世纪之交针对汹涌而来的“全球化”浪潮，提出史学家“有责任引导社会进行理性思考”。他认为“全球化使我们可以分享现代文明的福祉，全球化也使我们必须分担现代文明的灾难”，包括环境污染，资源浪费，战争残杀，重利轻义，重物质轻精神的利益追求，都在危害甚至威胁整个人类的生存。在这种环境条件之下，“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因此我们在考虑21世纪中国的命运时还必须同时考虑全人类的命运”（电子版第420-421页）。“未来的百年，需要扩大视野，把中国置于全球化及整个人类文明走向的大背景，……勇于面对当今及今后中国乃至整个人类面临的新问题”（《走出中国近代史》，第60页）。先生坐言起行，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风尘仆仆地走过世界五大洲数十国，他在90年代谦称自己对外交流无非做了两件事，一是把中国的辛亥革命研究和近代文化精神介绍出去，一是把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和不同方法介绍进来。但从其后的实际情形而言，很容易发现交流对象存在着从历史学者学生到社会活动人士甚至广大市民的变化；交流内容也从辛亥革命，近代中外关系扩展到战争责任反省、中外文化关系、全球化的利弊和人类命运等世界性的公共问题。所以，先生所致力的文化交流当然也是加强多方沟通，增进彼此理解，寻求国际合作，为公平合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早日建成所作的努力。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长成的一代知识分子，既承袭了中国传统仁人志士的基因，又受到从辛亥到“五四”的先辈们的直接教导，还经历过那场时间最长，斗争最残酷的抗日战争的淬厉湔祓，从而成就为独具特色的群体。在历史宿命和个人性格的双重作用之下，他们无论是金刚怒目，还是菩萨低眉，也无论是因文获咎，还是玉汝于成，都构成了一段不可复制的厚重历史。就先生个人而言，他认为把自己亲历亲见的种种真相告诉来者，是历史赋予的一种责任。然而无论是回顾必然的磨难，还是反思不该有的横逆，先生始终抱持自己特有的理性精神和冷静心态，不怨不尤地如实直书。而对待诸如全国劳动模范，国际著名学者，80年代最有影响的大学校长（之一），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生成就奖，感动荆楚年度人物等等众多的荣誉，书中多是一笔带过，甚至绝口不提。他把自己这本总结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的集成之作名为“凡人琐事”，更显谦谦君子之风。

另一方面，先生一以贯之的家国情怀则愈益深沉炽热。笔者偶尔随侍先生之侧，就多次聆听到他出自肺腑的“感恩”之言。所言感恩的对象当然是祖国和人民，包括生于斯长于斯的山河大地，包括这块热土上的历史文化，包括无数成功或失败的先贤和未来希望所在的青年。所以先生年届期颐仍然兢兢业业，笔耕不辍，对社会充满爱心，对未来满怀美好的憧憬。所谓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仁者爱人，先生兼而有之。

唐德刚先生曾用“历史三峡”来比喻宏观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艰难曲折，的确发人深思。但笔者也由此感到任何社会中各个时代的个体生命，也可能遇到形形色色的“历史三峡”。在各种由“未济”到“既济”的困境中，多么需要命运共同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像先生一样，自强不息，上下求索，从而尽快穿越险阻，早臻“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人间佳境。

庚子仲夏于武昌桂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