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来，可能我是章门弟子中见到章先生最多的一个，虽然多数时候只是匆匆一瞥。2005年，我师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工作。2009年，我工作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搬迁，我的房间与章先生的办公室正对门。每天上午9点，先生会准时出现在对面，掏出钥匙缓缓打开房门。这种状态持续经年，我也想当然地以为会永远持续下去，然而这只能是一厢情愿，先生最终还是无可挽回地离开了我们，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哀思。
一、师恩浩荡
章开沅先生一生开辟领域众多，其中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长期引领学界潮流。在先生的主持下，华中师范大学于1992年成立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2001年更名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中心长期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并为社会各界提供学术服务。先生晚年对中心倾注的心血远超其它领域，中心的发展是先生永远的牵挂。
我本资质平庸，蒙先生不弃，收为入室弟子，留在中心从事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记得考博士前，曾心情忐忑地专程来汉拜见先生。先生满面春风，笑意盈盈，言语间充满鼓励，瞬间缓解了我内心的紧张。先生又亲自带我去见所里几位名师，实在让我这还是硕士生的懵懂后学受宠若惊。
我入学时，先生已年逾八旬，不再开设常规课程。不过，研究中心对外交流十分频繁，先生经常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并在会客时纵论古今，作为弟子和中心成员，我大都在侧聆听，受益极深。先生经常回顾自身的人生和治学经历，虽然之前也曾通过《实斋笔记》等著述有所了解，但远不如当事人现身说法印象深刻，且包含大量文字以外的信息；先生不时论及中外名人和学林轶事，虽然之前对部分人物略有了解，但大多数掌故闻所未闻，令人耳目一新；先生还常常对社会问题、尤其是当前教育和学术生态发表见解，大都针砭时弊、一针见血，同时也会给出建设性意见。先生的演讲高屋建瓴、见识超群，慷慨激昂的语调极富感染力，听者无不受到思想洗礼。十几年来，我聆听过先生无数次谈话和演讲，每次都会获取新的信息、汲取新的养分，这对于一个处于成长阶段年轻人而言，是多么难得的幸事！除了旁听，先生还不时与学生单独聊天，对我个人学习和生活十分关心。先生对我的研究也曾多次予以宏观指点，让我常有醍醐灌顶的感觉。我的博士论文远谈不上成功，但在2008年6月论文答辩会上，先生竟然破天荒地到场助阵，讲了许多鼓励的话，以至有同学开玩笑地说章先生“护犊子”。师恩浩荡，当时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2008年6月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论文答辩会合影（从左到右依次为徐炳三、章先生、陈才俊）
2009年11月，先生应邀参加中国社科院在湖州举办的“赵紫宸与中西思想交流学术研讨会”，指名要我陪同。如此安排颇有深意，先生除了让我借机开拓视野外，更重要的是希望我能直接地了解湖州，因为那是先生的祖籍所在地，是他情感的寄寓所。当时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见识十分浅陋，那次旅行竟是我平生第一次乘坐飞机，对登机流程茫然无知。本应我照顾先生，却成了先生关照我，让我非常尴尬。先生全然不以为意，微笑着与我侃侃而谈。当时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进入平台期，且因社会偏见成果发表难度较大，我不经意表达出相关忧虑。先生突然变得十分严肃，用略带严厉的口吻说：“这个研究领域本来就不需要很多人，如果想做就要坚持做下去，如果不想做趁早转行。”先生的话让我顿觉灵魂震颤、汗颜无地，也成为我长期以来的警钟。先生竖起来的大旗绝不能倒，无论如何艰难我们的领地都不能丢。那次湖州之行，先生除发表富有见地的演讲外，还专程带我参观了章氏家族的聚居地荻港。章氏族人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古香古色的渔庄，是当地颇有名气的旅游胜地。先生在族人的陪同下，饶有兴味地向我介绍了各处景点及其掌故，对家乡的浓浓深情溢于言表。
2009年11月徐炳三与章先生在湖州师范学院合影
湖州归来后，先生交给我一个文件夹，里面装着数十篇影印的文章，说这是贝德士文献的一部分，希望我围绕这些资料开展研究。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是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也是先生大学时代的老师。贝德士于1920年来华，1950年返美，南京大屠杀期间一度担任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保护了近30万中国难民。贝德士留下总量达131盒、1162卷的档案文献，涵盖了日本在华暴行、中国社会状况、中国基督教史等诸多方面，对多个研究领域均有重大价值。1991年先生在北美访学时，无意间发现了藏于耶鲁图书馆中的这批文献，并以此撰写了一系列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著作，同时指导刘家峰、王薇佳等弟子开展贝德士史料编译工作，这些成果引发学界的强烈反响。
章先生利用贝德士文献出版的著作
正因为此，贝德士文献成为先生晚年着力最多、兴趣最浓的研究领域，此次把贝德士的若干重要论文交给我，意在鼓励我在前人基础上继续推进。我也一度雄心壮志，希望做出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但研读材料时才发现，贝德士的文章文字艰深，阅读难度很大，进展速度极慢；且我对贝德士文献缺乏整体把握，很难架构起有深度的研究框架。更兼我个人还有其它科研和教学任务，此事暂时搁置下来。先生事后虽然并未过问研究进展，但每次见到先生我都深感惭愧。好在后来经我的硕士生导师林金水教授牵线，福建师范大学岳峰教授的高翻团队完成了这些文献的译校工作，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暂未出版，但对先生总算有个交代。
2014年秋，中心召开了一次未来研究规划会议，章先生、马敏老师、朱英老师等所内重要学者与会。我在会上提出了一个贝德士文献八年研究计划，预计编译出版几种贝德士文献资料，撰写至少两种贝德士研究成果，并在期间发表系列论文。这一计划得到先生的认可，随即将当年在耶鲁复印的十余个文件夹的资料交给我。这些资料是贝德士文献中的精华，包括先生详细的阅读笔记和研究计划，先生竟毫无保留地托付与我，这份信任让我心中充满暖意，也倍感肩头担子的沉重。彼时王薇佳、刘家峰两位中心老师已经先后调离研究所，仅靠我单枪匹马显然无法完成重任。于是我将中心的博士后、博士生和留学生集中起来，每周开一次贝德士文献读书会，精读先生复印回来的文献。这是一项艰苦的系统工程，每位参与者每周差不多要花一整天研读文献，并在固定时间报告和讨论。每次报告会由一人整理成文字稿，打印出来交章先生审阅。先生对我们的工作深表赞赏，并说这个不着急，你们坚持推进就好。然而忙于学业的博士生却无法长期坚持，我本人也在2015年8月赴重庆参加为期四个月的培训，读书会在持续了半年后不得不暂停。
2016年底，我赴耶鲁大学访学一年。我先用两个月时间考察了耶鲁、哈佛、哥大关于中国基督教史的文献分布，并重点浏览了藏于耶鲁大学的贝德士文献原件，一些新发现令我兴奋不已，急不可耐地将研究计划通过电邮向先生汇报。先生迅速回复：“在耶鲁收获很大，计划也切实可行，预祝丰收归来！”文字虽短，却是对我莫大的鼓励，鞭策我大量收集海外的中国基督教史资料，未来的研究图景也日渐清晰。此前刘家峰和王薇佳两位同事已经在耶鲁拍照了数量不菲的贝德士文献，我这次又将其中缺失和模糊的部分作了补充。在美期间以及之后的两年，我联络学界同仁和在读研究生等各种力量，集中推进贝德士史料的编译整理工作。尤其是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的苏精教授，为我校学生开设了英文手稿阅读课程，修习课程的几名研究生识别了大量贝德士手稿，突破了研究中的瓶颈。期间中心出版了《贝德士中国基督教史著述选译》《中华帝国的建立》两部译著，分别由刘家峰教授和田彤教授主持，我们很多师生都为此付出了汗水。
2020年，先生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已经很少来办公室。我这才意识到，我们的工作进展太慢了。这年秋天，我与先生的关门弟子张晓宇约定，在一年内我完成一部有关贝德士的著作，他完成一部章先生家族史的资料汇编，先生对两项工作均充满了期待。进入2021年以来，我放下手头全部其它工作，推掉了学术会议邀请和各种非必需的事务，全程无休息地研读资料和开展写作，我们在与时间赛跑。然而我还是晚了一步，先生最终没能看到书稿问世，留下永远的遗憾。每每念及于此，深感愧对恩师。
二、凡人不凡
章开沅先生是海内外公认的学界泰斗，然其回忆录却取名《凡人琐事》，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讲述家国兴衰的故事。外人对先生高山仰止，以为遥不可及；而吾辈常随先生左右，真正地体会到一位大师级“凡人”的喜怒哀乐。
据说先生早年对弟子门生颇为严格，但在我们眼中却是一位仁厚长者。先生总能看到别人身上的长处，对后辈几乎都以鼓励为主。先生宽容大度、乐观豁达的个性和极富感染力话语，不经意成就了许多人。我们听到无数这样的故事：某人因先生的一句鼓励而奋发图强，改变了命运；某人因先生的一次提携而抓住机遇，重塑了人生；某人因先生的一个建议而找到方向，实现了辉煌……先生的人格中带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能够让一个人身上坏的成分变好，好的成分变得更好。
先生识人，善于根据每个人的特点，最大程度地激发其聪明才干。先生无论做校长、所长，还是做其它社会兼职，总能把工作做得有条不紊，这与他知人善任不无关系；先生桃李满天下，门下学术明星云集，同样也是因材施教的结果。记得我婚后不久，先生曾亲笔手书一字幅相赠：“淡泊以明志”。当时先生并未作过多解释，只是说了些祝福的话。后来有一次先生不经意地对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都比较欢喜你？是因为你办事认真，事情交给你就能踏踏实实地做好。”联想起先生在湖州说过的话，我认识到先生赠字既是鞭策也是鼓励。基督教史研究在史学和宗教学领域都处于边缘地位，且外文资料多，投入大、收益小，乃至经常因题材敏感而收益为零。从事相关研究不仅需要甘于寂寞地坐冷板凳，而且还意味着很多现实利益的牺牲。先生这是在刻意忽略我性格内敛、不善交际之短，而激发我低调稳重、勤恳耕耘之长。
2011年章先生恵赐的字幅“淡泊以明志”
我深知自己仅为中人之资，蒙先生错爱收在门下，除淡泊精进外，无以回报先生的知遇之恩。即便如此，有时也难免内心浮躁、急功近利。我少年坎坷，读书迟晚，博士毕业已过而立之年。工作多年后，看到同龄人纷纷评上教授，内心难免焦躁。虽然我从未在先生面前表露心迹，但先生早已洞明。有一次他有意无意地说：“我向来不喜欢做勉强的事，我做事就要做到最好，得到人家的肯定，荣誉自然就来了。当年编写《辛亥革命史》，林增平先生才是副教授，而我还只是讲师，但学问照样做，没人会瞧不起。”先生还说，人的性格没有好坏之分，他自己年轻时候就十分内敛，每次照相一定会站在角落位置，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交朋友。先生一席话，如沧海上升起一轮明月，柔和的光辉让我的世界立即平静下来。
先生的诸多品质也深深感染着我。先生重承诺，言必信、行必果。先生多次指出，之所以海内外各界朋友信任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从不说假话，只要说过的话就一定要办到。事实的确如此，凡与先生接触者，往往被先生的精神所折服，而甘愿托付真心。日本学者野泽丰、池田大作、美国学者周锡瑞，皆因先生而向华师捐赠了大批藏书；台湾学者余传韬、英国学者布拉德利，亦因先生而捐赠了诸多珍贵文献；亚联董同样因先生而捐赠了中国教会大学史全套缩微胶卷；鲁茨基金会则因先生而为研究中心提供了大量经费支持……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足见先生巨大的人格魅力。
先生重承诺的另一表现是守时。只要先生答应与某人见面，一定会准时赴约。对此我深有体会。当年先生赠我字幅时，我当即表示将偕眷来办公室面谢。当时并未约定见面时间，但先生误以为是次日，而第二天我刚好有事没来研究所。事后才知，先生在办公室等了我们大半天，很晚才离开。后来我们专程向先生致歉，先生并未见责，反而对我们说了很多祝福的话。先生告诫我们不仅要勤于学术，而且还要兼顾家庭。他不无感慨地说：“我这一辈子去过许多地方，但大部分地方都没去玩过，都是在工作。想一想，我们年轻时候太多时间给了工作，有多少时间真的陪陪家人？我对家里人是有愧的！”先生一席话，让我们深受感动。那天我们与先生的合影，成为这次见面的历史见证和永恒记忆。
2011年夏徐炳三夫妇与章先生合影
先生极其独立，不到万不得已决不麻烦别人。多年来先生都是步行上班，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19年。先生家距离研究所虽然不足一公里，但沿途车多人多，且多有上下坡。更重要的是，博导楼早年没有安装电梯，年届九旬的先生不得不爬楼梯回四楼的家。后来学校帮忙配装了外置电梯，但仍须爬半层楼才能乘梯，且研究所的大门口也有几十级台阶。一般年轻人看到先生爬楼梯，总想上去扶一把，但先生总是婉拒。我们年轻时候不懂事，因坚持要扶甚至引起先生动怒。不过事后先生歉意地解释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不用扶。如果被扶惯了，就有了依赖，那样我就站不起来了。”先生的话，隐含着何其深厚的人生哲理！
不过，有时先生过于要强，也让亲友弟子们颇为担心。先生和师母的两个女儿均不在身边，二老年逾九旬时仍拒绝请保姆照顾，只是偶尔请钟点工帮帮忙。华师师生经常会看到先生到食堂买早点，或者在校内卖菜点买菜。2019年，师母不慎跌倒受伤，不得已才请了保姆。不过，很多家务事二老仍尽可能地亲力亲为。除非特殊情形，先生对所里老师探望和帮忙的请求也一概婉拒。若年轻人不知深浅坚持要来，先生往往会发脾气，于是我们都不敢造次。2020年初疫情来袭，武汉全面封城，先生和师母被困家中。我们十分着急，却因自身也无法出门而无能为力。好在有学校专人提供配给，二老才度过了这段艰难岁月。
先生极其真诚，在我们眼中是一个有血有肉、重感情的人。逢年过节或有人探望，不免会收到各种礼物，其中有一些是食品。对于来访者的好意先生总是婉拒，实在无法拒绝时，会把食品带到办公室分给学生。偶尔先生也会把崭新的蚕丝被、衣物等转赠给大家。先生怕我们尴尬，会笑着对我们抱拳说：“谢谢你们帮我消化掉这些东西，避免了浪费。”每年7月，我们会给先生过生日。先生接受鲜花和蛋糕，却不肯接受其它礼品。不过也有例外，我们给二老买的鸭舌帽和丝巾，先生就欣然接受。我们经常看到先生带着那顶帽子，缓缓地走在博导楼和研究所之间的路上，成为华师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2011年夏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师生与章先生合影（前排从左到右依次为刘家峰、章先生、刘莉，后排左一为徐炳三）
先生还有一种一般老人不具备的特点，那就是与时俱进、不落后于时代。先生年逾九旬高龄时，每天仍坚持收发电子邮件。先生学缘极佳，海内外朋友无数，即便到了晚年仍有大量来函、来电要处理。虽然刘莉秘书帮忙处理了其中的大部分，但很多事情仍需先生决断或亲力亲为。先生的忙碌并非仅只为了个人，更是为了延绵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在学界的人脉。先生每天也会像年轻人一样上网冲浪，对时政新闻和社会百态的了解相当深入。先生有时会看电视消遣，就在驾鹤西去的前两天，还坐在椅子上饶有兴致地看足球比赛。先生高寿，不乏有人请教养生秘诀，先生的回答总是如出一辙：“不养生就是最好的养生，顺应自然就好。”虽然师母谨遵医嘱，经常限制先生的饮食，但先生在外进餐从不忌口，胃口总是那么好。更重要的是，先生晚年一直在坚持读书和写作。在过去的三年里，先生视力衰退严重，手指也远不如从前灵活，但仍坚持完成了一部超过40万字的自传书稿，并为若干重要著作作序。正因为长期坚持用脑，先生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仍然思路清晰。
我们都执着地相信，先生可以活到100岁，谁料去年11月意外跌倒，之后健康每况愈下。12月26日，先生的大女儿章明明老师将二老送往楚园养老院，我和同事田彤、刘莉两位老师陪同在侧。当时先生已经无法走路，呼吸比较沉重，但头脑非常清晰。养老院条件一流，先生入住后身体有所恢复。今年4月2日，我陪同所里几位师长去看望先生。先生精神健旺、侃侃而谈，聊了一个小时尚不愿停歇。先生说，他在养老院每天唱红歌，比之前一辈子唱的歌都多。听着先生爽朗的笑声，我们感到无限欣慰。然而时隔一个月，消息称先生发低烧，状况不太稳定。我内心有种不祥的预感，整日心绪不宁。5月下旬，所里老师开始分批探望先生。第一批是学校和研究所领导，第二批是所里年长的资深教授，最后是我们年轻后辈。没想到还没轮到我们，就传来了噩耗。
2021年4月2日楚园探望章先生（左到右依次为黄师母、章先生、马敏、彭南生）
先生驾鹤西去，我们无论如何都不愿相信这是真的。每每听到走廊里的钥匙声和咳嗽声，我都会不自觉地望向门口，看看先生是否归来。先生晚年已经参透生死，他说自己不需要宗教作为精神依托，一切皆可坦然面对。相信先生已化作天上永恒的星星，会永远微笑地看顾我们，也会一直为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