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仙逝已有十数日，心绪一直难以平静，想写点东西，又不知如何下笔。一则担心自己不够资格，再则因为除了敬仰，与章先生的交往并不多。但我还是决定写点浅薄的文字，以表思念之情。

章开沅先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隗瀛涛先生的至友。在四川大学读书时，隗先生常跟我们提起章先生，在隗先生口中，章先生是一位文质彬彬、儒雅博学的学者。他们实际上亲如手足，携手从事辛亥革命史等重大学术工程的经历，早已铸就了彼此间深厚的私人友谊。隗师与章师的情义，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学生，两位老师的弟子只要“互报师门”，就会有一种“自然熟”的感觉。就我个人而言，平常向章门众弟子请教的次数尤多，他们均给予我莫大的帮助，想来与我是隗先生的学生肯定有关。

我与章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96年。那年夏天，罗志田教授在四川大学举办一个关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学术会议，这大概是罗先生回国之后第一次发起召开学术会议。罗先生对于隗师非常敬重，执弟子礼甚恭，他发起学术会议，自然要请隗师出面“扎起”；同时，罗先生又与章先生很熟，颇得章先生奖掖，故又请章先生前来“撑场子”。我有幸作为会务人员，亲睹与会学者的风采。记得章先生的报告由隗先生主持，隗师以浓郁的四川口音说道：“我来为章先生鸣锣开道！”全场为之一乐。章先生一口略带武汉口音的普通话，谦让未遑，他们二人那种默契与情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章先生与隗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友谊之深，远出常人想像。当年他们撰写《辛亥革命史》巨著之际，“四人帮”尚未倒台，具有相当大的政治风险，是共同的学术担当让他们走到一起，切磋砥砺，开拓史学研究之新风，成就影响巨大的鸿篇巨制。参加《辛亥革命史》课题组的知名学者除了章、隗两师之外，还有林增平教授、吴雁南教授和冯祖贻研究员，前四位后来分别担任华中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和贵州师范大学的校长或副校长，冯祖贻先生则担任了贵州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堪为学林盛事。

除了在隗师处的“耳闻”之外，捧读章先生的著述也使我受益匪浅。他的《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曾不止读过一次，包括他主编的一系列著作，我都非常喜欢。章先生的研究能力超强，不仅体现在分析问题的宏大视野与严密逻辑方面，而且体现在娴熟运用包括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在内的各种理论，以及既清畅又内敛的文字表达方面。现在给研究生上课，我经常强调章先生在史学研究方面的“榜样”作用。

令后学晚辈敬佩的是章先生的学识与胆识。对于一个学者而言，有些学识也不为奇，但章先生具备的是真学识、大学识。他与林增平、隗瀛涛、吴雁南等先生合作开创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新局面，创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推进学科发展，不仅使华中师范大学成为辛亥革命史研究重镇，而且使武汉地区及湖北省的辛亥革命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使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海内外影响不断扩大。章先生与台湾张玉法先生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著名论战，早已成为学林佳话。

章先生经常谦虚地称自己在史学领域“东扒扒”，“西扒扒”，就是想为学生找点可做的题目。事实上，章先生“扒”出来的何止是几个或几十个研究题目，而简直就是一条条史学研究的道路。虽然这些道路一开始比较崎岖、险峻，但经过章先生等人不断的开掘，现在多已成为学术大道。例如商会史研究，从苏州，到上海，再到天津，从硕士论文，到博士论文，到博士后报告；从学术会议，到资料整理；从商会到行会，再到其他同业组织，各类成果相继涌现，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路转向与领域开新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章先生早年撰写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中华书局出版，是国内张謇研究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章先生提出“张謇是过渡性时代、过渡性社会中的一个过渡性人物”，将张謇所处的时代特征、张謇之于时代的关系，以及张謇及其时代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与影响进行了精辟概括，提出了“过渡性”这一重要的命题，对于学界极富启发价值。章师弟子中的马敏教授后来进一步以“过渡形态”为视角，专门探讨“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在学术界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章先生又在华中师范大学开创了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学科方向。1989年6月，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两年后章先生与林蔚教授合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由湖北教育出版社推出。其后，章先生又与马敏教授主编《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丛书》，其译著包括华中大学、齐鲁大学、之江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福建协合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北京辅仁大学、沪江大学、燕京大学、华南女子大学、圣约翰大学等十余所近代中国主要的教会大学，揭开了中国教育史、大学史、中外文化交流史极其重要的一页。许多人正是得益于章先生及其团队的研究，才知道近代中国还有如许知名高校，才知道它们的教育理念、办学模式与教学质量；才知道它们的毕业生可以直赴美、英等国攻读研究生；才知道教会大学如何实现本土化与在地化；才知道它们的命运多舛，才知道它们分别是今天许多985或211高校的前身。在章先生的带领下，华中师范大学先于1994年成立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2001年扩大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设立了专门的文化交流基金，以遂章先生大力开展中西文化交流之望。该中心现在已为国内高校特色鲜明的专业研究中心，在中外学术交流与文化传播方面功绩显著。

或许与老一辈的“铁关系”有关，虽然当面拜谒章先生的机会并不多，但内心对先生似乎从没有“距离感”。我觉得章先生给人的感觉是“望之俨然 即之也温”。先生讲话略带吴音，又有武汉话的味道，娓娓而又真切，有一种特别的磁性。众所周知，章先生是散文大家，他的一系列笔记体以及“大家小品”性著述，颇受好评。但章先生更是演说家，此次在“章先生追思群”里，有人专门回忆了章先生讲演现场的盛况，令人印象深刻。

我于1998年从隗老师处毕业，获得四川联合大学（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博士学位之后，进入南京大学，在崔之清教授处进行博士后研究，从此与章先生又多了一层“校友”的关系。章先生曾于1940年入读金陵大学，金大老校区就是今天南京大学的鼓楼校园。章先生的另一位高足彭南生教授，恰与我同期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我们所住的南大附近平仓巷7号，在民国时期就已存在，估计当时的金大学生也会不时路过。校园里章先生当年住过的宿舍楼，后来很长时间被用作行政办公室，虽然内容大变，但外墙仍是旧时式样。

章先生在金大读书时的老师、美国传教士贝德士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发起人和负责人之一，他以所见所闻记录了大量日军暴行。章先生曾专程赴美收集整理贝德士文献，先后完成《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南京难民宣教师证言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日文版）等重要成果，皆为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扛鼎之作，成为戳穿日本右翼否定日军侵华暴行的有力武器。2012年在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经过校内外广泛评选，章先生荣膺“南京大学十大杰出校友”称号。

章先生是一位铁肩担道义的学者，他对于中国教育变迁、学风流变、社会演进等“敏感”问题，非常关心，有时也不无忧虑；他敢于批评、仗义执言的豪情，让人感慨；先生心怀苍生、惠泽学林的温情，令人感佩。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谨奉联以怀：

考百年史，传千秋学，但求真知发睿见

作一代师，体亿兆心，只为苍生问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