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章老师仙逝，作为在读年龄最大的“开门弟子”，我感到万分悲痛，当年，章老师的谆谆教诲，至今言犹在耳，他的音容笑貌仍然留存在我们脑际，他不仅教会我们如何治学，而且教会我们如何做人。他的高尚品德和崇高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师恩如山，令我们永世难忘。章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们学习他，纪念他，首要的任务是要传承他所开创的学术事业，牢记他对我们的谆谆教诲，将他的治学精神，将他留给我们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优良传统发扬而光大之。这里，我想仅就我在华师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章老师是如何教导我们治学，将我们引入学术殿堂这一点作一番回顾，用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我是1979年考入华中师大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的，学制为两年，同届入学的还有严昌洪、陶宏开、赵军、沈继成、高路等6人，是章老师招收的第一届硕士生，可以称为章老师的“开门弟子”，而我是其中年龄最大的，时年37岁。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章老师亲自给我们上课，讲解经典作家论述中国近代史的文章，也讲述有关辛亥革命的专题，组织我们讨论，至今我还保留着当时的听课笔记。毕业后，我虽然离开了华师，分配到湖南师大工作，但是在有关辛亥革命史的学术讨论会上，我又多次聆听章老师的讲演；90年代中期，我有幸在章老师的具体指导下，参与大型著作《清通鉴》的编撰；平时，我也喜欢阅读章老师的著作；40多年来，耳濡目染，章老师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经验对我们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对我个人的学术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完全可以说，我在华师学习这两年是我人生道路的转折，学术生涯的开端。今择其要者谈三个问题。
第一， 研究中国近代史应当要以正确的理论作为指导，开展多方位、多视的研究。
1979年，我们第一届硕士生刚一入学，章老师就给我们讲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中国近代史的文章。由于经典作家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论述散见于其著作中，加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著述宏富，思想博大精深，为便于我们学习，章老师根据经典作家生活的不同时代、对中国近代史上不同类型问题的论述，按内容将这些文章分为三组：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论述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文章；二是列宁关于论述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的文章；三是毛泽东关于论述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文章。每一组文章都抽出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章进行讲解；而对每一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基本内容、主要观点以及指导意义都进行了详细的讲解。章老师在课堂上多次告诫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研究历史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全面地、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具体问题；强调要读原著，要读全文。学习马、恩原著就是要学习马、恩是怎样站在指导世界革命全局的高度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习马、恩广阔的政治视野和理论视野；学习马、恩研究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章老师还在课堂上给我们逐篇讲解列宁和毛泽东的代表作，他强调，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撰写了大量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论文，这些文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发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广泛而精当的评论，以此为出发点，完成了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科学论证，因而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对象、任务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航道。毛泽东研究中国近代史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具体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指导现实斗争服务。章老师为了使我们更好地学习经典作家有关论述中国近代史的文章，他还要师母黄怀玉老师(当时黄老师在资料室工作)从资料室找出1974年以华中师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名义编写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论述》和《毛主席论中国近代史》两本书借给我们阅读，使我们受益匪浅。
80年代初，章老师在《<国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编辑说明》一文中指出：“治史犹如看山”。他援引苏东坡《题西林壁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解释这首诗说：“大苏并非是不可知论者，他不仅承认庐山真面目的客观存在，而且还找出了‘不识’的原因，无非是由于人们主观认识的局限。识山固然不易，识史恐怕更难。远近高低和前后左右，指的是观察的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角度和侧面有别，则其映象必然有异，即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然而史学决不仅限于形貌的观察，即令是将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所获取的映象综合起来，也无非是或多或少接近于历史本来面目的比较完整的形体。如果要透过历史现象达到本质的认识，把握事件之间的有机联系，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则又必须借助于理论思维，要求史学家具有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同一篇文章中章老师接着指出：马克思主义靠的是以科学道理使人折服，所谓：‘上层建筑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云云，那不过是“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而已。”[1]这里，章老师谆谆告诫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开展多方位，多视角的研究。章老师在评论吴玉章所撰写的《辛亥革命)一书的价值时指出，“作者不仅是重要的当事人而且还具有很高的理论素养和丰富的社会阅历，他以娴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深入地论述了辛亥革命的全过程，从而使此书的意义远远超出个人回忆录的范围，并且赢得了史学界的极大尊重。”[2]章老师在谈到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时指出：“回顾三十年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列宁和毛泽东关于辛亥革命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已经成为在这个领域占支配地位的指导思想。”[3]章老师多次强调：“进一步提高理论素养，仍然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一个研究者，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为武器，就会堕入史料的海洋而不能自拔，面对着宛如乱麻的众多史事而困惑难解。” [4]章老师不仅给我们逐篇讲解经典作家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代表作，而且还给我们讲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例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等，用以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章老师经常教导我们：“学术研究只有百家争鸣，没有统一战线 ”；后学者一方面要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不要盲从，要敢闯“禁区”，科学是没有“禁区”的，什么问题都是可以研究的，问题是怎样去进行研究?在章老师的教育下，他的学生一般理论视野和学术视野都比较开阔，所撰写的论著颇受同行的好评。就我个人而言，40多年来，我不仅对过去史学界研究比较多的课题，从不同侧面、不同视角去进行研究；而且对人们过去视为畏途或者视为“禁区”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敢于研究，历史事件如萍浏醴起义、长沙抢米风潮等等，历史人物如汪精卫、李燮和、刘揆一、章士钊等等，都是首次进行研究，这大大开拓了我的学术视野，出版了诸如《刘揆一与辛亥革命》、《李燮和与沪宁光复》、《同盟会与萍浏醴起义》、《同盟会代理庶务刘揆一传》、《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传》等一批学术专著，填补了这一领域的某些研究空白。
第二，研究中国近代史要舍得花大气力从事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提倡务实求真的学风。
章老师在给我们讲解有关辛亥革命的专题时，除强调理论指导的重要作用外，还多次提到“对资料工作也必须给以应有的重视”。章老师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6年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以后，由于党和政府的关切，对于的辛亥革命资料的搜集、整理、出版，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但是与浩如烟海的全部辛亥革命史资料相比较，这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还有大量档案、文献、报刊、手稿至今未能加以整理和利用。对于英、美、日、法等国有关档案文献，近年来在课题研究中密切注意者日益增多，而且日本外交文书和英国蓝皮书的选译出版工作亦有进展。但更多富有价值的内容仍然保存在原始档案之中，特别是各地外国领事及其所派遣人员的商务报告和各种情报，往往更为生动具体地记录了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把这些卷帙浩繁的外文资料选择、整理，编译出来，自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至于国内的资料那就更多了,更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发掘、搜集和整理。在此基础上再作考订。”他认为，辛亥革命史“不象太平天国史那样有多年的史料考订辩伪工作可以作为研究基础”。有关辛亥革命的史料考订、辩伪工作更加艰巨，他说“姑且不论清方文献如何对辛亥革命极尽诬蔑歪曲之能事，就是一般资产阶级报刊也充满着不准确甚至伪造的新闻报道。革命领导人和一些重要骨干亲自写的回忆录诚然极有价值，但党同伐异、自我夸耀，文过饰非在所不免，由于时隔多年而记忆失真的情况更比比皆是。这就需要我们以更加严谨负责的态度来对待资料工作，要舍得花大气力从事史料的搜集、整理、校订、出版、考订工作，切切实实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雄厚基础。”[5]章老师不仅有其言，而且有其行，他率先垂范，早在80年代初，他就计划在原有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册的基础上，再编一套有关辛亥革命的资料续刊，并且拟订了编目，其篇幅大大超过了已出版的那部分资料，后来，由于经费难筹而一度搁浅，直到2006年这部8卷本510万字的资料才得以正式出版。章老师认为，“辛亥革命，不是极少数人的事业，它是由一个数以万计的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共同发动和推进的。因此，无论是研究革命运动，或者是研究社会思潮，都不能把眼光局限于个别领导人，应该把视野扩大到更多的人群。”章老师考虑到“一些著名人物，诸如孙中山、黄兴、蔡锷、章太炎、廖仲恺、朱执信等等，早已有人编辑刊印过各种版本的文集，而且现在又不断有更全、更善的新版文集问世。倒是一些知名度稍低的人士，或者因为早死，或则由于其他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他们的诗文至今还散存于各种报刊以至稿本之中，需要花更多的气力加以访求、搜集、整理、编辑、校勘、出版，为研究者多多少提供若干方便。”于是，他又主编了一套《辛亥人物文集丛书》，1986年出版了《雷铁厓集》，至2005年为止，这套丛书已经出版了10余种，这不仅使史学界同行受惠，而且使那些辛亥志士曾经有过的英雄业绩和闪耀过光彩的思想得以保全和流传，使他们的言论和事迹不至于被“后人忽略甚至遗忘”。[6]
章老师每写一篇学术论文， 他都要花大气力首先搜寻有关资料。为准备《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他撰写了《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一文，为撰写此篇论文，他冒着冬日的严寒，来到苏州市档案馆搜集资料，发现了大量的商会档案，他为此而欢欣鼓舞，在讲课中多次提及这部分档案很有史料价值，需要加以整理、出版。当时，我们正各自忙于撰写硕士论文，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10年之后的1991年，这部100多万字的《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才由章老师等主编得以正式出版，2004年，又出版了马敏等主编的《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二辑，这两辑《苏州商会档案丛编》共计将近200万字。后来，章老师在回忆找到这些资料时的喜悦心情时写道：“记得是在1981年元旦前后，风景绮丽的姑苏已是银妆素裏，漫天风雪”，“熟悉苏州历史档案的叶万忠先生详细介绍，我得以初步了解苏州商会档案的丰富收藏。当时的兴奋，真是如入宝山，为琳琅满目的珍贵史料所迷醉，忘记了室内已是滴水成冰，唯有靠滚烫的茶水来稍解严寒。”[7]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章老师于1946年秋进入金陵大学历史系本科学习，1948年11月离校前往解放区，在此两年多期间，曾选修过贝德士开的世界通史和俄国史两门课程，贝德士不仅创办了金陵大学历史系，而且以其广博的知识和严谨的教学态度赢得了历届学生的尊敬，给章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同行的建议与支持下，章老师开始着手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1988年，他乘应邀赴美开会之便，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了解有关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历史档案的收藏情况，在此期间，章老师发现了他的老师贝德士生前所保存的全部文献，这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1991年7月，章老师再次前往耶鲁神学院，至翌年3月，花了整整9个月时间，将《贝德士文献》1162卷共8大类131盒资料从头到尾检阅一遍。他回忆说：“为了通盘检阅贝德士文献，我于1991年7月至1992年3月，在神学院古老的宿舍中整整住了9个月，除外出讲学、开会外，几乎每个工作日都从早到晚泡在图书馆幽深的专藏室内。”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的资料员对章老师将卷帙浩繁的《贝德士文献》通读一遍而肃然起敬，称赞他是“能够这样做的第一人” ； 由于章老师细心找寻，甚至还在《贝德士文献》第129盒中发现了1947 年秋他和同学们与贝德士的合影，这使在场的人无不感到惊讶，他在回忆此事时写道：“记得当时在场的玛莎和琼简直惊喜若狂，他们从未想到自己精心管理的档案中竟然还有来自‘红色中国’的学者早年的照片。“[8]章老师正是运用这些自己亲自从国外挖掘出来的原始资料开始了他的《贝德士文献》系列研究的。当我1995年10月在章老师七十华诞，章老师将《贝德士文献》研究系列之一《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赠送给我的时候，我接过这本扉页写有“怀民同志存念”的沉甸甸的著作，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使我想到，一位年近古稀的学者，还在异国他乡的图书馆里，不畏寒暑、长时间地查阅资料，撰写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华暴行的学术专著，这本书不仅是日军暴行的历史见证，而且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严谨治学的历史见证；这本书不仅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教材，也是对广大学者进行学风教育的极好教材。受章老师的影响，他教育出来的学生一般都很注重原始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就我个人来说，进入湖南师大历史系之后，我就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1983 年出版了我整理、笺注的谭人凤的《石叟牌词》，2001年再版；1986年出版了我和他人合作整理的《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1991 年出版了《刘揆一集》；2001年出版了《杨毓麟集》和《长沙抢米风潮资料汇编》(与日本学者藤谷浩悦合作)，2008年出版了由我补订的《陈天华集》，除上述资料而外，从1995年开始，在章老师的领导和具体指导下，由章老师主编，我们终于完成了400万字的大型巨著《清通鉴》，我个人完成了其中近百万字的撰写任务。为完成这一艰巨任务，我查阅了同治、光绪、宣统三朝的《清实录》和其他原始资料，这些资料堆积起来足足有两米多厚，为看完这些资料，我规定自己晚上12点之后睡觉、早晨4点钟起床，硬是抱着蚂蚁啃骨头的方法胜利完成了任务，在章老师的指导和督促下，在严昌洪、罗福惠等学友的共同努力下，这部重达5公斤的《清通鉴》4卷本终于在2000年由岳麓书社出版，由于这部书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颇获史学界好评，曾荣获湖南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优秀著作一等奖”。
第三，研究中国近代史要有稳定的研究方向，要有锲而不舍的韧性。
章老师经常提醒我们，中国近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研究的内容丰富多彩，人生苦短，一定要选择一个较为稳定的研开究方向，勤奋学习，辛勤耕耘，长期坚持，诚实劳动，才能做出成绩来。章老师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他一生长期致力于辛亥革命史研究，几乎可以说费尽了毕生的精力，他在回忆自己的治学经历时说：“我与辛亥革命史开始结下不解之缘，可以追溯到1954年秋冬之交。当时，民主德国(即东德)历史学家贝喜发博士专程前来武汉搜集辛亥革命史料，外事部门邀请武汉大学历史系姚薇元、汪诒荪两位教授和我出面接待。”“贝喜发来汉使我受到刺激，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前来搜集辛亥革命史料，而就在首义之地从事历史教学工作的我为什么对辛亥革命史漠不关心？同时与这些辛亥老人朝夕相处畅谈往事，也激发了我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兴味。”后来由于搞所谓的“教育革命”，下放劳动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使章老师仍然不能将主要精力集中到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来，直到1959年恢复正常教学秩序之后，章老师才有条件“决心把研究重点转移到辛亥革命方面来”。章老师认为，“作为首义之地的武汉，应该为辛亥革命研究作较大的贡献，并且初步形成举办全国性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构想。”他的这一构想得到了有关领导的支持。但那时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章老师为了撰写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和《武昌首义与湖北革命运动》这两篇文章，他克服重重困难，惨淡经营，终于使这两篇文章提交给会议讨论。他在回忆撰写 论文的艰难情况时说：“在论文撰写期间，我们还深入鄂东一些城乡进行社会历史调查，当时正值经济严重困难，口粮供给不足，体质虚弱已久，常常饿得坐在乡间小路上站不起来。”他还写道：“回想这年冬天，妻子因患肝炎浮肿隔离治疗，两岁多的女儿全托在幼儿园，只有我一人在寒冷的宿舍里赶写论文。那时大家经 常都处于饥饿状态，千方百计谋求可以勉强充饥的‘代食品’，晚间唯一的娱乐只有收听世界乒乓球比赛的现场广播，但我每晚都需要独自在饥寒、晕眩的状态下伏案写作，只有远处偶尔飘来宋士雄的男高音：‘抽一大板，又一大板，.....好，得分，’这声音不仅驱除了我的孤独感，而且使我暂时忘掉饥寒，感到自己正与乒乓健儿一起为祖国拼搏、争光。不过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我就这样走上了辛亥革命研究这条不归路。”[9]
从1959年开始直到1990年的30多年间，尽管由于“文化革命”的冲击，章老师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一直没有放松辛亥革命史研究，即使从1990年到1994年，在海外4年时间，虽然研究重心已转向中国教会大学史，但正如章老师自己所云：他“始终未能忘情于辛亥革命“[10]，其在年事已高的情况下，仍然笔耕不辍，时有辛亥革命的新作问世。他说，回题自己半个世纪所走过的人生道路，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这漫长岁月的学术痴迷，那就是：努力把中国的辛亥革命研究引向世界，同时又把世界的辛亥革命研究引进中国。” [11]章老师的治学经历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从1979年以来，他已经培养了一大批毕生从事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这批学者都长期坚持辛亥革命研究，并且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卓有成就，从而使辛亥革命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从1979年开始，章老师培养出来的硕士、博士中有不少人长期坚持研究辛亥革命史不动摇，又培养了不少研究辛亥革命方向的硕土和博士。就我个人而言，虽然离开了“首义之区”湖北，又来到了“首应之区”湖南，从1989年开始带硕士生，1996年开始带博士生，现已培养辛亥革命史方向的硕士、博士70多人。我的第一届博士生钟声教授培养的博士生早已毕业，他们在走向工作岗位前无心自豪地说：我们是章老师的第三代研究生，如果按照辈份排列，应该属于‘重孙’辈，在辛亥革命史研究这个‘大家族’成员中，章老师和他的学生们在一起可以说是‘四室同堂’。”这一席话表明，章老师开创的学术事业，后继有人，将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我不过是章老师众多学生中平凡的一员，比我成果多、比我培养的硕士、博士人数多的大有人在；不仅如此，章老师除在国内培养人才之外，还在国外也培养了不少人才。章老师一生严谨活学、著作等身，还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学生，他们活跃在世界各地以及中国各高校和科研单位，成为各地的学术带头人，这是令章老师感到无比欣慰的。
章老师曾经有言：“如果问我什么是平生最大的安慰，那就是：在海内外扶植了一大批青年学者迅速成长，真正说得上是桃李早已满天下。我坚信，有了青年学者一代又一代的崛起，辛亥革命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史学必将走向更大的辉煌!”[12]
注释：
[1]章开沅：《<国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 编辑说明》，载《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26页。
[2][3]章开沅：《辛亥革命史研究三十年》，《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4、215页。
[4][5]章开沅：《自序》，《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8页。
[6]章开沅：《<辛亥人物文集丛书>出版说明》，《雷铁厓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年版，第2页。
[7]章开沅：《序言》，《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8]章开沅：《贝德士文献简介》，《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贝德士文献研究系列之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9][10][11][12]章开沅：《我与辛亥革命史研究》，《湖北文史资料》1996 年第1辑，第129-133、147、14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