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文即刊登于2021年6月7日《财新周刊》“逝者”栏的《惟虚惟静》一文，此处用的是原稿。
2021年5月28日上午八点多，我才到办公室，便得到了章开沅先生去世的消息，顿感天旋地转，悲痛不能自持。
章师祖籍浙江吴兴，1926年出生于安徽芜湖。他的一位祖先做过林则徐的幕僚，曾祖章维藩则曾追随左宗棠西征。章维藩甲午后辞官“下海”，在芜湖开办了一家益新面粉公司，他这一支遂在此生根。
幼年的章开沅身体有点弱，因此得到母亲的疼爱更多些。他也有些调皮，屡屡偷偷溜到青弋江玩水，更以自己的“手段”迫使一位塾师辞职，使章家的私塾就此解散。
小学甫一毕业，他就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卷入西行逃难的苦难人流。辗转到达重庆之后，于1938年考入位于江津的国立九中。可惜，尚未毕业，即因校方怀疑“思想不纯”而被开除。此后，一度进入重庆战区学生计政专修班学习，又因看不惯教官的作风而被开除。那之后，再次漂泊无依，当过船工，做过抄写员，后投身青年远征军。
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进入金陵大学历史系学习，对印第安文学产生浓厚兴趣，并参加中共的地下活动。1948年进入解放区，在中原大学受训之后，留校任教。次年，跟随中原大学南下武汉。他所在的中原大学教育学院，与华中大学合并成为华中师范学院，他也就一直工作、生活于此。
1950年代，章开沅开始投身史学研究，撰文参与中国近代史分期的讨论，也关注太平天国的相关问题，都是当时的研究热门。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在1954年发愿研究辛亥革命。
由于他系“资产阶级”出身，又加入过青年军，因此，在那个“运动”不断的年代，受过很大冲击。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蹲过牛棚，挨过批判。但是，这些运动都没有浇灭他的研究热情，文革一结束，很快便推出了由他和林增平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成为这一领域的典范之作。同时，他开始走出国门，建立与各国学者的联系。而他的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展。于1980年代在国内率先开启对教会大学的研究，在前往耶鲁神学院收集十三所教会大学文献的时候，偶然从其老师、金陵大学贝德士教授的个人档案里发现了一大批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档案，由此又涉足南京大屠杀史领域，在进入古稀之年后推出一系列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章开沅每涉足一个领域，都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何以能如此？当然跟他的勤勉分不开。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因为赶写论文，又忙于上课，累到吐血。他的恩师杨东莼先生得知，用湖南话告诫他：“年轻人不要霸蛮。”湖南人口中的“霸蛮”，有勉强、拼命之意。
在那之后，章开沅比较注意自己的身体，但也并非不再“霸蛮”。一个显著的事例就是，在1980年代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期间，为了不完全耽搁研究，坚持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写作。被翻译成多国文字的《离异与回归》一书，就是这样写成的。
但是，章开沅学术成就的取得，并非仅仅靠“霸蛮”，也跟他能保持一个好的做学问的精神状态有关。他年老时总是不厌其烦地跟年轻人讲，做学问的状态很重要，最好的状态，是两个字，曰虚，曰静。他在口述自传中有一段话，专门谈这个问题：
做学问的最佳精神状态是什么？简单地讲，就两个字，一个是“虚”，一个是“静”。虚即是虚空，脑中没有丝毫杂念，没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羁绊，没有项目，没有考核，甚至于没有自己以前的一切理论知识，将自己完全放空。静即是宁静，不生活在热闹场中，才能宁静；心不为外界诱惑所动，才能宁静。能虚能静，便能神游万古，心神专一，思虑清明。“虚”“静”的学者，在旁人看来，可能是“发疯了，痴呆了，入迷了”。但这确实是做学问的最佳精神状态。虚静的学者，是纯真的学者。越虚越静，纯真度越高。一个学者最终能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开创什么样的局面，和他的纯真度是大有关系的。
当然，也不仅仅做学问时是这种精神状态，干其他工作时也是如此。校友公认，章开沅当华中师大校长的时期，是该校发展最好的时期。而他开展工作的时候，就是尽量让自己“虚”起来，“静”下来。比如，他推行“副校长负责制”，自己把自己“架空”，让副校长能放手做事，而他自己也就有时间思考全局性的问题；比如，他明确规定哪些事务可以上校长办公会议，别的事务则不可以上会，必须由相关人员负责解决，以免被杂务缠住，不能脱身。惟虚惟静，方能抓住要害，得其大者。治学如此，生活如此，处理其他事务亦复如此。有人评价他为学与为人高度统一，诚哉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