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28日，老校长章开沅先生与世长辞，至今已近百日。作为一名华师校友，在先生离世后的那一段时间里，我的心情同与大家一样，非常悲痛，也有些茫然。从身份上讲，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校友，并且又不是学界中人，而先生却是名扬四海的学界大家，我与先生隔得太远，按理没有资格来写关于先生的文章。然而，对先生表达敬仰和缅怀是不分身份的，我在与先生有限的交往中，得到过先生的教益和帮助，感觉应当把我对先生的怀念，以及对先生的一些理解表达出来，于是在犹犹豫豫之间，还是鼓起勇气写下了这篇文章。

 一、机电厂是学校的重要单位

我于1986年毕业分配到华师机电厂工作，1999年读完研究生后到了湖北人民出版社工作。2011年底，在全国出版行业搞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我所在的省出版集团与华师出版社共谋发展大计，我受委派参与其中，目光又转回到母校华师。那时机电厂已经被撤销，人员分流到了学校的各个单位。因距离学校110周年校庆不远，工作之余，我就联系当年机电厂的老领导和老同志，商量编写一个关于机电厂历史的小册子，留下些工厂的印记，同时也给校史留下一些资料。2013年书稿清样排出后，本来是想以“机电厂旧事”为书名，后来见到文学院老校友编撰的《回望昙华林》一书，受到影响，就感觉“旧事”一词的色调有点不积极，于是就定名为《机电厂回望》。为慎重起见，大家决定将书稿呈送给学校的几位老领导，请他们过目，提出意见。

给章开沅先生送书稿是老厂长丁荫民同志和我一同去的。丁老师（这是机电厂老同志的习惯称呼）跟章先生约好时间后，2013年暑假中的一天，我们到了西区章先生的办公室。一进门，看见办公室的沙发上还坐着几位客人。先生见我们进来，立即起身相迎，说：这是教育部的几位同志，来谈事情。然后又对那几位客人说：你们先等一下，他们是约了的，我先接待一下。然后领着我们到了里面的房间。

进去之后，我把书稿呈给章先生，说我们机电厂是一个小单位，书稿价值有限，能否请老校长在百忙之中审阅指正一下。章先生翻了翻书稿，郑重地说：“机电厂是学校的重要单位。你们的书稿留下我先看看，给你们写是应该的，不一定会写很长，但一定写几句话给你们。”说完这些，然后又跟丁老师说：“八十年代我当校长时，机电厂对学校有过帮助。你还记得吧？有一年学校要搞一个表彰，准备给获奖人员发一些奖励，需要三十万元，可是财务很紧张，实在是没有钱。我和当时的财务处长殷杰同志在办公室里面，两个人互相看着，无言以对。后来多亏你们机电厂支持，拿出来三十万元解了燃眉之急，那时候三十万元可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啊。”

不久，我就从刘莉老师那里取到了先生给我们的亲笔题词：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创业前驱，为校争光。

回顾百年，勿忘此厂。

厂虽已逝，精神永存。

校庆110周年忆机电厂

章开沅敬书 2013.9.2.

顺便提及，老校长王庆生、邓宗琦、汪文汉同志也分别给《机电厂回望》作了题词或序言。

先生讲的“机电厂是学校的重要单位”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听到这句话时，是心里一愣。对于一个已经被撤销建制的科级单位，先生说这样的话，是不是有些过了？老华师人都知道，机电厂只是一个科级单位，论其职能和作用，说它可有可无或许太绝对，但至少不是多么的重要。那先生这样评价，是不是念及机电厂曾给学校做过一些贡献，比如每年给学校上缴一笔利润，多次中标过世界银行在中国的教学仪器采购项目，为学校争取了荣誉等等，所以就说点好话？可是以先生的身份，夸赞你机电厂几句未必不可，但用到“学校的重要单位”这么一个评价，恐怕也不是随口一说的。

后来我想，也许先生是这样看的，每个单位级别高低虽有不同，但都是学校整体工作的组成部分，缺之不可，哪一个也不能被忽视，就像人的五个手指头，缺少一个都不行，所以每一个组成单位都是重要的。

二、关注经济问题

章开沅先生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担任校长后还就经济问题作过发言并且受到好评，知道这件事的同志可能不多。

这件事是省委党史办的老专家章重同志告诉我的。章重同志是我校中文系65届的老校友，江苏无锡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章重先生被调到省计划委员会工作，担任省计委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在这期间，省计委一直在筹建省计划研究学会，但筹备工作之前一直进展得不理想，于是计委的领导就把筹建学会的事交由章重同志接手办理。

章重同志接手后工作迅速推进，很快就到了召开成立大会的阶段。成立大会自然包括邀请有关嘉宾的事项，北京方面他们请到了中国计划学会的郑秘书长参会，省里方面也要邀请相关的领导和专家。当时章开沅先生兼任省社科联主席职务，于是章重同志带着公函前往省社科联去邀请先生参会，那天他在社科联没有见到先生，就委托工作人员转交大会的邀请函。

1985年7月19日，省计划学会的成立大会召开，地点在洪山宾馆。那天也是同一年的全省计划工作会议结束的次日，参加省计划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都多留下一天参加计划学会的成立大会，参加成立大会的各方面代表共有几bai人。

先生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发言。据章重同志对我讲，章先生的讲话一是表示祝贺，二是对学会工作寄予希望，之后先生对计划工作所涉及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先生讲完后，在场的同志都纷纷称赞章开沅先生讲得好。章重同志说，参加成立大会的代表，要么是计划工作方面的专家学者，要么是省计委系统的各级负责同志，都是行家，大家对先生的发言表示认可，说明先生对经济是懂的，得到这样的评价是很了不起的。可惜先生的讲话他们没有留下资料，这是令人遗憾的。

写到这里，我又回忆起自己阅读到的一些关于先生的资料，包括丁老师在《机电厂回望》中撰写的文章“与机电厂风雨同舟”，似乎发现从青年时代起一直到担任校长的时候，先生对经济问题一直是关注的。

据先生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回忆，在金陵大学时期，先生曾以 “文封湘”为笔名写过一篇名为《漫话金圆券》的文章，“据说连经济系有的师生也很重视这篇文章，到处打听作者是什么人，为什么能够运用西方货币学的理论与方法来剖析刚刚出笼的金圆券的运作及其前景，而且说理还比较切中要害。其实连历史系的同学都不知道，我在进入金大以前，曾经读过不到一年的会计大专，多少有点中外经济学、经济史和货币学之类的底子。”

还有，上世纪60年代初，先生对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进行过专门研究，著有《张謇传稿》。此后，先生对张謇的研究并没有停止，陆续有文章发表。张謇是清末状元，后弃政从商，他鲜明地提出了“实业救国”的主张，从筹办南通大生纱厂始，陆续兴办了数十个企业，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实业家。对张謇的研究及成果，先生在后来谈起他的学术生涯时是极为看重的。

张謇是伟大的民族实业家，用现在的话说，实业家就是企业家。我想，企业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经济发展对民族振兴的推动作用，先生在研究张謇的时候，一定有着深刻的理解，因此不用怀疑，张謇一生的成就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先生。

先生担任校长的时代，正值改革开放的黄金岁月。那个时代还是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年代。在高校，校办产业在学校的工作中还有一席之地。丁荫民老师在他的文章“与机电厂风雨同舟”中两次提及先生。一次是机电厂修建新厂房的事情。八十年代中期，机电厂发展势头很好，打算自筹资金在“夹皮沟”（现紧临校医院北侧的位置）修建新厂房。校长办公会决定同意机电厂厂房项目上报教育部的消息，是先生在晚上亲自打电话告知丁老师的。第二次提及是一次学校中层干部会议。学校为了筹措办学经费，召开了一次中层干部会议。以丁老师当时的行政级别是没有资格参加会议的，因为会议有发展校办产业方面的议题内容，所以学校通知他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中，章校长讲他到省领导那里请求财政支持，省委书记回答“要钱没有，要政策都可以给”。在讲到发展校办产业时，章校长又讲了一句“语出惊人的话”：“我愿意拿四个教授去换一个企业家。”

1989年机电厂搬迁至夹皮沟新厂房之后，教育部直属的武汉教学仪器厂划归我校，学校派丁老师出任厂长，章开沅校长亲自出席了丁厂长的上任交接仪式并作了讲话。这家工厂后来也被撤销，厂区就是现在的华师西区的国交校区。

了解了以上种种情况，再来看先生在省计划学会成立会上的发言并受到好评这件事，就不难理解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哪一个没有救国救民的理想？而救国救民必须发展实业，那实业救国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选项。虽然先生后来搞的是历史研究，但他的胸中一定还怀着发展经济这件事。改革开放之处，国家的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机电厂在改革初期主动将产品订单由计划转向市场，并取得非凡的经济效益，该厂所进行的用工制度改革、分配制度改革等举措，无不呈现出那个时代的勃勃生机，先生虽不可能亲自投身到企业经营之中，但机电厂的成就也许可以给先生一些慰藉。先生重视校办产业，并讲出“我愿意拿四个教授去换一个企业家”这一惊人之语，不仅是他关注经济发展思想的流露，更可以看出先生对企业家作用的认识高度，这种认识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面。至此，我对“机电厂是学校的重要单位”这句话又有了更多的理解。

三、人格魅力

先生是一位大学者，乐于帮助别人，许多文章中提到这一点。我觉得还有一条，就是先生是一位念旧，讲交情的人。他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当然会判断你做的这件事是否有意义，同时，他会提及过去交往的情谊。我不知道念旧是否属于我们的传统文化，我觉得这是一种美好的情怀。

我在编《洪山文史》的时候，又一次体会到了这一点。2017年，我被派驻到崇文书局从事纪检工作，在我的联系下，洪山区政协与崇文书局签订协议，双方共同编辑出版《洪山文史》第24辑，分工我担任执行主编，负责整体策划、组稿和编辑出版工作。前文提及的章重同志给我们出主意，刊物应该请若干重量级人物出任顾问，并建议联系章开沅先生出任《洪山文史》顾问。章重同志是一名多产的文史作家，早年做过《长江日报》的记者，著述颇丰，如三卷本的《灿烂的chu天将星——毛泽东和鄂籍将帅风云记》《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等等，我与他是忘年交，因此就采纳了他的建议。

这次请先生，与上次请先生给《机电厂回望》题词有所不同，《洪山文史》是洪山区政协的文史资料刊物，刊物的级别客观上讲并不算很高，因此先生能否应允我们心里并没有底。但我知道，也有有利的因素，一是华师地处洪山区辖区，彼此有地域的纽带，二是先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杨东莼先生的举荐下借调赴京，参加过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对这项工作的意义很了解的。因此我认为请到先生是有可能性的，可以试试。

有了这样的认识，为慎重起见，我以崇文书局的名义起草了邀请先生担任《洪山文史》顾问的公函，交到了近代史所老师刘莉手上，请她转交。过了一周左右，刘莉老师打电话通知我，先生同意我们的要求，担任《洪山文史》的顾问，还特意转告先生的话：八十年代洪山区曾举办一个培训班，我给他们讲过好几次课，互相之间配合很好，给他们担任顾问是应该的。

有了章先生的支持，出版社方面在承办刊物和组稿工作中就有了很大的底气。《洪山文史》在2017年至2020年期间总共出版了4辑，征集刊发了史料文章一百余篇。其中多篇文章都有很大史料价值。如孙天赦先生的文章《他一生先天下之忧而忧》，记录了陶述曾先生作为总工程师主持1946年黄河花园口堵口复堤工程的经过；张舜徽先生的女儿张安教授撰写的《华中村附20号的回忆》《终其身寄情于卷帙》；黄德修教授撰写的《九思同志与我校光电学科的创办与发展》《我与武汉中国光谷》等。今年3月，在武汉市政协组织的全市文史资料工作座谈会上，洪山区的文史资料工作受到很高的评价。在此期间，我们通过范军教授的帮助，在征得先生同意的情况下还刊发了先生撰写的《难忘风雨同舟情——忆陶军》《偶然相遇，终身相随——怀念敬爱的刘介愚同志》《高风亮节，良师战友——忆高原》三篇文章，极大增加了《洪山文史》的分量。

真诚地帮助他人，能体现人格的魅力。对部属的无礼之举给以严厉呵斥，也是一种真性情。我第一次见到先生是到他的府上请愿，就领教到了先生的厉害。大概是1987年秋冬时节，那时有一点社会思潮，学校中自然会有反映，当时我住在西区单3栋教工宿舍。有一天晚上吃完饭之后，大约十几个青年教工，大概是为伙食不好还是别的什么缘由，反正不是什么大事，集结起来要到先生家里去讨个说法，我就跟在队伍后面参加了进去。出发时好像还用白布扯了一个小横幅什么的，一行就往西门先生的家里走去。上楼进门见到先生，前面的人跟先生反映情况，好像没说到一两句话，就听先生大声说：“你们是谈公事还是谈私事？是公事，明天到我办公室谈，不要到家里谈，你们都给我出去！”我们一帮小青年哪里见过这个阵势，听了校长的话都愣了，就开始撤退，后队变前队“滚”了出去。那次的事前后不过几分钟时间，真是受了教育。

多年之后才知道，抗战后期先生就在四川参加了青年军，是正规部队。1948年底又从南京金陵大学奔赴河南到中原大学参加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原大学，肯定有着准军事化的氛围，因此先生偶尔表露出威严的一面，那是不足为奇的。能文能武，如今有几人能够做到啊。

先生说过，他赞成“爱在华师”这句话，并解释说这个爱既是对母校的爱，也是一种对世界普遍的爱，是没有私心的爱。先生做了许多事，其中有些事并非一定要去做，讲了许多话，有些话也并非一定要去讲，他是用行动来诠释这种大爱。我在一本书中见到过一幅先生在1990年拍摄的照片，那包含无限的深情目光让人不能忘怀。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编审 窦鸿潭

2021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