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8日章开沅先生去世后，我一直想写点文字略作纪念，但自知不够“格”，亦不知从何落笔。2022年1月初，在某旧书网偶然发现几封章先生写于1982至1983年的信札，笔者侥幸拍得其中一通章先生于1983年致叶万忠的亲笔信，史料价值很高，全文照录如下：

章先生信页

此信是华中师大“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与苏州市档案馆开展深度合作，编选利用苏州商会档案的初始见证。章先生所用的信纸颇有来头，抬头是醒目的“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底下还有一行小字“联络地点：武昌华中师范学院辛亥革命史研究室”。“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成立于1978年，在章先生和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期间。研究会名称之所以不是全国性的，则是听取黎澍的建议，将范围限定在中南地区，以免内部“失和”。是年底，第一届理事会在中山召开，章先生被选为理事长。“辛亥革命史研究室”是“文革”结束后，由章先生牵头，在历史系建立起来的，开始时只有他、陈辉、孙玉华三个讲师，外加还是助教的刘望龄。研究室于1984年更名为“历史研究所”，后于1999年升格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章先生认为，要办好一个研究所，其主持者“必须有一个头、一副肩、一双腿”，概言之即有思想、敢担当和勤走动。回想当年，三册本《辛亥革命史》陆续面世，但章先生没有沾沾自喜，止步不前，他已经下决心要布局谋篇，“再续前缘”。早在1964年，借调在北京的章先生曾参与筹建“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委员会”（简称“史调会”），调查工作的重点就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买办阶级、江浙财阀及商会，他还随同杨东莼先生前往天津，看到了天津商会档案，对商会档案的价值有了初步认识。可惜，因为受政治运动的冲击，调查工作最终流产。1980年元旦前后（按：据《章开沅口述自传》，章先生是1980年元旦左右去的。但据更早的章先生亲撰的“《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序言”，他说自己是1981年元旦前后去的，为了写《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这篇论文。马敏教授认为可能是章先生在写序时误记了，因为章先生在1980年的讲课中提到苏州商会档案的发现经过），章先生第一次到访苏州市档案馆（按：因为章先生特意与唐文权联系，请他导引去苏州市档案馆）。他一直记得刚接触苏州商会档案时的情形：

“其作始也简”。苏州市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不会想到，因为眼前这位年龄五十开外，身着灰色军便服、头戴帽子，笑容可掬的学者的到来，双方居然会结下如此深厚的缘分——原本常年堆在地下仓库吃灰的苏州商会档案将重现天日，后面许多历史研究者的学术生命将与此挂钩，世人因此项研究对苏州这座城市将有新的认识。

其实，章先生并非学界看到苏州商会档案的第一人。此前有几位学者去档案馆，工作人员很热情地拿了一些商会档案，请他们评判其价值，结果被认为研究意义不大。这让当时整理档案的业务骨干叶万忠“很不服气”。恰好章先生来苏州，叶万忠就请他再看看，“如果他也说没什么价值，那就把这些资料封存起来”。章先生对这批档案的价值给予高度肯定，他和叶万忠也因此一见如故。商会档案中保存了稀见的市民公社档案，章先生“慧眼识珠”，不仅在信中建议叶万忠能早点“着手选编”，而且在《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一文中予以公允的评价。叶万忠佩服章先生的史学识见，他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说道：

章先生回校后，在课堂上和马敏这些本科生分享此新发现。1982年春，马敏和朱英考上章先生的研究生。章先生打破教学常规，让马敏和朱英跟着刘望龄老师去苏州市档案馆，参与商会档案的整理、编撰工作。他们在苏州一待就是大半年（马敏：《绅商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资产阶级”》，《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8年1月4日）。如今学界知名的马敏、朱英两位教授，就是章先生信中的“小马、朱”。需要指出的是，因为时间久远，当事人的忆述难免存在模糊或者偏差之处。章先生和苏州市档案馆双方虽然很想早日动手整理这批商会档案，但一来章先生“苦于手头工作过于繁重”，二来研究室人手不够，只能往后推迟。马敏、朱英成为章先生的研究生，某种程度上说是补充了“新鲜血液”。一直到1983年3月18日，章先生答复叶万忠，已经确定由刘望龄带马敏和朱英前去协助整理商会档案，大概于3月31日或4月1日抵达苏州。食宿方面，最好安排在苏州市招待所，一则便于工作，二则节省费用，因为时间长，花钱太多，无法报销，而且研究生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也较低。

马敏的硕士研究生入学通知书

那是一个万象更新的年代，但是物质条件相对简陋。武汉苏州相隔遥远，出差一趟十分不易。朱英教授回忆说：当时他们从武汉去南京、上海以及苏、杭都没有直达火车，一般是坐轮船到南京或上海，光是坐船到上海就大约要两天两夜，再转火车到苏州。有一次，他还坐过十余小时长途汽车到南京，再转火车到苏州。他们在苏州就住市政府招待所，档案馆也是市政府下属单位而且位于市府大院里，印象中招待所普通双人间条件很一般，吃饭就在市政府食堂，感觉尚可。刚去的几个月主要是熟悉档案与编辑，后来才利用星期天参观了一些景点。马敏教授至今还记得，他们是从武汉乘船（三等舱）先到南京，然后改乘火车（硬座）去的苏州，确实住在市政府招待所，他和朱英住一间房，早上有免费早餐，还碰上来拍电影的明星郭凯敏（电影《庐山恋》的男主角）等人。

章先生写信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叶万忠和刘望龄“赶紧起草一个有关苏州商会档案选编的整体设想”，届时提交五月下旬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历史学科规划会议，“争取列入国家规划，则以后工作当可得到更多支持”。就在这个重要会议上，《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列入“六五”规划（按：此处说是“六五”规划，章先生信中又说是“七五”规划，是因为这个会议有双重任务，一是落实“六五”规划，二是讨论“七五”设想）。根据规划会议的协议，《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实际上包括三套丛书：“其一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主要收入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专题研究和地区研究的著作；其二是《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整理选编各种价值较高且比较系统的重要史料；其三是《中国近代经济史译丛》，翻译介绍国外各流派较有影响的代表作或史料价值较大的著作。”（章开沅：《应该加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通讯》第一辑，1983年12月，第3页）为推动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相应成立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编委会办公室设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日常工作由丁日初主持。8月24日，编委会在沪举行第一次会议，出席者有编委会以下委员：章开沅、丁日初、茅家琦、张仲礼、徐元基、黄逸平、洪葭管。经过讨论，推选章开沅先生任编委会主任。

为加强彼此交流，编委会定期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丛刊。需要注意的是，丛刊最初曾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通讯》第一辑的名称在内部发行，时间是1983年12月。在第一辑的“专题报道”中，不仅有章先生在信中提及的《天津商会档案资料选编》一书内容简介，还有署名“辛流”（据朱英教授说，辛流是刘望龄老师的常用笔名）写的《〈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开始定稿》一文。这篇文章一开头就明确说，《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初稿已经编成，现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接着说明丛编“拟分编六辑”，简述档案概貌，并重点介绍第一辑内容。然后文章提到选编工作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已纳入全国‘六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之内”。选编小组由档案人员和专业工作者相结合的方式组成。全书由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负责主持编辑，“参与第一辑选编工作的还有档案馆林植霖、屠雪华、姚开顺和华中师院唐文权、朱英、马敏等同志”。最后，文章提及第一辑于1983年定稿，1984年将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其他各辑，“计划按一年一辑的进度，于五年内选编完毕”。

由此可见，刘望龄带马敏、朱英到苏州市档案馆就是为整理丛编第一辑内容，前面马敏教授所说的一待大半年，也确实如此。从4月算起，他们可能10月或11月才回武汉，工作周期从春季持续到深秋乃至初冬（据马敏教授回忆，朱英因家里有事，待了一段时间后先回武汉）。这样的人生经历对两位历史学研究生来说虽然辛苦，但很有实战性，为其后续研究奠定扎实基础。选编小组的工作效率很高，唐文权后来也加入其中，信中的“小林、屠、姚”即苏州市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林植霖、屠雪华、姚开顺。据《章开沅口述自传》，唐文权曾因学历低，调入华师一度遇阻，张舜徽先生甚至为此拍案而起，大声说：“我连中学文凭都没有，新中国成立前还能成为教育部的部聘教授呢！”颇费一番周折后，唐文权终于在1983年正式调入华师。因此，信中说“他在九月以前，除备课、搬家外，还可以抽出一些时间协助此项工作”，应该是指唐的工作调动已经不成问题，当时忙着备课和搬家。马敏教授说，唐文权老师一家就是和他们一同回的武汉。总之，这篇文章透露出来的信息和章先生的信足以相互印证。

信中所称“带有一部分计划内的教学任务”，据朱英教授回忆：在章先生安排下，在去苏州市档案馆前后或者在苏州期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刘望龄老师曾带着他们去过南京、上海、扬州等地，在许多著名的近代史学者家里听“讲座”和聊天，而且还在其家中蹭一餐饭（当时极少到餐馆请客，一般都是在自己家里待客）。由于大多是第一次近距离拜见这些大佬，深感机会难得，也颇受教益。这样独特的研究生“教学”以后恐怕不可能再有。至于这些“大佬”都有谁呢？马敏教授在2018年3月接受许金晶的采访时曾提到过，如上海华东师大的夏东元、陈旭麓，苏大的段本洛，南大的茅家琦、蔡少卿。扬州大学的祁龙威，不仅给他们上课，还请他们吃了地道的扬州菜（马敏：《我们一直关注孩子智商，忽略了怎么做人》，《澎湃新闻·智库报告》，2018年11月26日）。——既入“铜山开矿”，又可访师问学，机缘造化，可遇不可求，令人心向往之。

《苏州商会档案丛编》后来并没有放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而是回到了华中师大出版社。书封上那行字——“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证明这套丛编不平凡的出身。不过，丛编实际出版过程相当漫长，可谓“好事多磨”。第一辑面世时，已是1991年。2004年，出版社推出第二辑，中间相隔十三年。“人事有代谢”，章先生的两位弟子唐文权和刘望龄已分别于1993年和1998年去世。一直到2011年，六辑全部出齐（冯会平、范军：《〈苏州商会档案丛编〉出版纪略》，《近代史学刊》第11辑，2014年）。2017年，《苏州商会档案续编》第一辑出版。

在信中，章先生挂念着叶万忠“身体好些没有”。这绝非一句客套话。2012年11月，章先生、马敏教授、朱英教授一起前往苏州，出席《苏州商会档案丛编》全集首发式。活动结束后，章先生去医院看望住院的叶万忠，“叶老十分激动”，在旁的其他人目睹两位老人相聚的亲切场景，也“十分感动”。朱英教授至今还记得，当年他和马敏皆未参加过档案编辑整理，许多方面都是向叶老请教，受益匪浅。章先生还有一桩未了的心事——给弟子唐文权扫墓——唐去世时，章先生正在台湾政治大学任客座教授。唐文权的墓在一座茶山上，没有正式的路，前一天又下雨，湿滑难行。八十六岁的章先生不顾劝阻，慢慢上山。扫墓结束，又艰难下山。回武汉路上，他还叮嘱朱英，让研究所在唐文权去世二十周年时编辑出版一部《唐文权文集》，后亲为作序（朱英：《追忆章开沅先生》，《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21年6月5日）。——“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章先生怀有一颗仁心。

记得章先生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文革”时，华师桂子山上三号教学楼的一个房间里摆着一副战棋，作为造反派的许多老师在那里“鏖战”过，以至于后来棋盘被磨损得看不清了。但很快就会有人用笔画好，继续“鏖战”。等到运动结束，这些曾经意气风发、青春年少的人两手空空，一无所长。与此同时，在昙华林校区由澡堂改成的陋室里，张舜徽先生没有唉声叹气，而是不论寒暑晨昏，奋笔疾书，“雨季的时候，屋顶漏水，就找个盆子接一下，水从室外灌进来，就穿上雨鞋，继续写作”。数年下来，张先生撰写了多部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为了誊写《说文解字约注》，他写秃了五十多支毛笔。——即使社会病态，也不要随波逐流；处在人生最低谷时，不妨充实自己（《章开沅口述自传》，248-250页）。

十几年过去，至今在脑海中仍会浮现第一次见章先生时，他面带微笑、娓娓道来的神情。当初这位八十多岁的德高望重的老人，之所以让一个后生小子觉得“好玩”，背后的奥秘是他有一颗“赤子之心”。明代的李贽曾言：“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章先生主张做学者要有勇气与主流保持理性的距离，如此才可能进入做学问的最佳精神状态——“虚”和“静”。他的解释是：

虽相隔数百年，但章先生的“虚静说”和李贽的“童心说”是共通之理。

章先生不是一位成天安坐书斋的学者，他读大学时，参加过一个进步学生社团名“爝火团契”。所谓“爝火虽微，卒能燎野”，时间过去愈久，想必会有愈多的人回望章先生的生平与志业。他的人生实践及人格魅力，毫无疑问将提醒后来者，自己离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差距，尚有多远？

（本文初稿完成后，经马敏教授、朱英教授和张晓宇博士审阅，马敏教授和朱英教授还不厌其烦地回复了笔者的电邮采访，补充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在此一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