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沅师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他与我们华中师大学报几十年交往的一些事情仍然时时浮现在我们眼前。
开沅师1946年进入金陵大学历史系，1948年离开金大，进入中原解放区并被作为“理论人才”留在中原大学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任教，与他终身从事的历史教学与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是，章先生正式踏入史坛，为学界所瞩目，则始于1957年他的“处女作”《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在《华中师范学院学报》发表。
新中国成立不久，史学界有一场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的大讨论。这缘于历史学家胡绳在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胡绳在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近代史“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为分期标准和“三次革命高潮”的论断，立即引起了全国史学界的热烈讨论。那时候，大家有话就说，不管年岁少长、地位高低，都是直来直去，指名道姓，丝毫不讲客套。因此，尽管有范文澜、胡绳等学界前辈著文在先，戴逸、金冲及等史学新锐长文在后，开沅师仍然抱着极大的热情和勇气撰文争鸣。机缘巧合，《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55年春天创刊，破土而出。开沅师将自己1956年秋完成的长达3万字的《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投送给学报。学报与它的重要作者章开沅先生就这样不期而遇了。
在这篇史学处女作中，开沅师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毛泽东矛盾论的观点，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实际，提出“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分期标准”，“但在具体运用时必须着重考察其中阶级力量的配备和关系的变化”的观点，并据此提出将中国近代史分为三个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和第一次革命高潮时期（1840—1873）；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备形成和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1873—1905）；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继续发展和第三次革命高潮及新民主主义革命酝酿时期（1905—1909）。在文中，他还对历史学者孙守任过分强调外因，将复杂的历史发展简单化，以及金冲及在分期标准与具体分期方案的“混乱”，进行了反驳和批评。开沅师对胡绳、戴逸的意见基本上是赞成的，但仍然对胡绳“以中国近代史中三次运动的高潮来作为划分时期的标准”的片面性和繁琐的“七个时期”的划分予以否定；对戴逸分期方案的断限和分析“不够精确的地方”，“过于拘执于毛泽东同志某些词句，并没有真正掌握其精神实质，因而便得出与历史格格不入的结论”的批评，既坦率又真诚。
《华中师范学院学报》收到开沅师的文章后，立即安排在1957年第1期刊发，用了17个版面。论文发表后，即以观点之鲜明、思考之缜密、论证之严谨、文笔之清新引起史学界的广泛关注。让大家没想到的是，这样一篇老到的作品竟然出自一位籍籍无名的年轻学者之手。
《历史研究》随后在这一年的第3期“近代史分期众家笔谈”栏目摘要刊布。开沅师不到三十岁就能写出这样高水平的文章，不仅需要深厚的学养和对史学热点问题的高度敏感，更需要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一往无前的学术勇气。当然，这也与新中国成立之初，学术环境宽松、学术空前活跃，包括华中师范学院院长杨东莼先生等前辈的奖掖、包容和鼓励有很大关系。
学报在同年第3期又推出了开沅师的第二篇论文——《关于太平天国土地政策的若干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太平天国的土地方案“有田同耕”因与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有着天然的联系，成为史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开沅师在这篇“花费了很多精力”完成的论文中，对太平天国革命前夜的土地问题、《天朝田亩制度》中土地方案的阶级基础、太平天国土地政策的演变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论述，尤其是针对一般人已习惯将《天朝田亩制度》中最初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称为“农业社会主义纲领”的看法和范文澜先生“废除私有财产是这个纲领的根本原则”的观点，提出了商榷意见。他的结论是：第一，农业社会主义与废除私有财产这两个概念需要区别开来，只是由于为数众多的萌芽无产阶级分子参加革命并起骨干作用，才使《天朝田亩制度》中增加了立即废除私有财产的内容；第二，在立即废除私有财产的问题和革命的坚决性与彻底性上，萌芽的无产阶级分子与农民阶级是有着意见的分歧和程度的差异的，起义队伍内部的某些斗争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对这些以杨秀清和萧朝贵为首的萌芽无产阶级，开沅师还引入恩格斯“平民反对派”的概念，称杨、萧为“平民反对派”的代表人物。虽然这些观点和结论如同开沅师后来所言“并非成熟”，但这种勇于探索的锐气是非常可贵的，是值得称道的。
该文洋洋洒洒有4万余言。为了给这篇论文腾出版面，学报打破常规在这一期只刊登了六篇文章。开沅师的这篇论文用了27个版面，占该期总版面的三分之一。在一年中连续发表同一作者的两篇论文，而且一共拿出了44个版面，这种安排很少见。在学报七十多年的历史上，发27个版面的长文，这是唯一的一次，充分体现了学报对这位在历史的天空冉冉升起的新星的高度重视。对此，开沅师铭记于心，在2005年纪念学报创刊五十周年的文章中，他深情地回忆：“1957年第1期学报发表了我这篇处女作，随后《历史研究》杂志也摘要刊布，给我这个史学新兵以极大鼓舞。1957年第3期学报又发表了我《关于太平天国土地政策的若干问题》一文，尽管并非成熟的作品，但由于颇有勇于探索的锐气，所以学报也宽容地以较大篇幅全文刊登。回顾自己的学术成长过程，我特别感谢学报对我起步阶段的热心扶持。”
《太平天国土地政策的若干问题》是开沅师研究太平天国革命的第1篇。后来，他又在《理论战线》上发表了《有关太平天国革命性质的几个问题》，在《历史教学》上发表了《太平天国在天京实行的几种制度》，直到1964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针对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不要任意美化，也不要一笔抹杀——对于李秀成评价问题的一点浅见》，因此惹上文祸，体会到“学术领域内的阶级斗争”的厉害。不久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开沅师被认定为中宣部隐藏在桂子山的“黑线人物”、“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受到严厉的批判，学报也停止运作，进入长达十年的“休眠”期。
1976年，“文革”结束，《华中师范学院学报》恢复出刊，开沅师也获得“第二次解放”。在中断十年之久后，章先生与学报的紧密联系重新建立先后在学报发表《孙中山与同盟会的建立》《从状元到资本家》《两个世纪之间》等多篇论文。特别要提及的是，在学报1979年第1期刊发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
在该文中，开沅师针对“四人帮”影射史学的严重危害，发出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路线，发扬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呼吁。他提出，有三个问题必须通过讨论加以澄清。首先，从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本身来说，要打破所谓“立足于批”的精神枷锁，要推翻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等诬陷不实之词，要敢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胆识来拨乱反正，坚持正确地、全面地评价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及代表人物。其次，在人物评价问题上，要打破“四人帮”所强加的路线斗争框框，反对简单武断的“好坏分类法”，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再次，在中外关系问题上，要把中国的历史置于世界历史之中来考察。在揭露外来侵略的时候，要注意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区分开来，要努力阐明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同情和支持。这篇论文的发表对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深入影响很大。在这之后，大批新人涌现，大量新领域、新视角、新观点、高水平的作品纷纷问世，辛亥革命史研究迎来了又一个春天。同时，这篇论文在国外学界也引起强烈反响，甚至被有些外国学者视为“民国史研究的新趋向”，并以英、日等文字翻译介绍。
1981年冬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导师与研究生合影，前排左二为作者
开沅师对华中师大学报有着深挚的感情，他曾回忆：“1979年秋天，我应邀到美国、日本十多所名校讲学，有的学者问‘请问贵校学报有什么背景？为什么只有贵校与《中山大学学报》获准对外公开发行？’我的回答是：‘敝校学报并无任何特殊背景。敝校学报之所以较早公开发行，是由于编辑认识到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并且具有敢于走出国门的勇气。’这个答复颇受海外学界称赞，并且纷纷要求订阅华师学报。”
1995年11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暨章开沅先生70华诞合影
走过几十年风雨历程，华中师大学报没有辜负老校长的期望，不断成长，在国家新闻出版署和湖北省的期刊评比中屡获好评。我们深知，这与广大作者、特别是开沅师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开沅师虽已远行，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对学报的信任、爱护和支持。
2005年10月章开沅夫妇与章先生指导的首届研究生合影，左二为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