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者手记】
章开沅是蜚声海内外的中国史学家，又是享誉学界与社会的大学校长。按他的话来说，这一切纯属偶然，可能还是“历史的错误”，但回首过去，踏雪寻痕，一切又似“有缘”。少年时怀揣“文侠梦”，想当文学家和战地记者，却进入金陵大学历史系就读；读书时不安分守己，热衷国事、天下事，大学未毕业就投奔革命，结果从教之后又以研究革命为业，成了著名的学术界“老革命”；身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地武汉，受外国人来武汉调查研究辛亥革命之激，由辛亥革命史起步开始学术生涯；出身于浙江湖州的绅商之家，研究对象恰关注商会和资产阶级；本想安安静静做个纯粹的学者，却由一名普通教授一跃出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执掌校长大印，仍不失学者本色，以批判又创新的思维推进教育改革；既能独守孤灯著青史，又放眼文明和未来，孜孜于学术交流与对话；培育人才从不言学派门户，甘为“铺路石”、“老母鸡”，却形成了学界公认的“章门学派”。章先生曾说过：“历史是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他的人生和学术，也在时代大潮的波谷浪尖巅簸起伏，在命运的因缘际会中志望不息，但他从未放弃，奋进不停，顺逆寻航。他评价自己说，结果超出自己的预期，还是取得了一点成绩，成就了一些事业。
章开沅先生自己说过的“一点成绩”，如果放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史学发展脉络中，履历其实相当辉煌。从1960年代投身辛亥革命史研究，他围绕这一领域先后撰写和主编了多本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论著，是名副其实的辛亥革命史专家。他对辛亥革命研究的关注从未停顿，成功将国内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海外，作为首义之地的武汉也成为辛亥革命研究的重镇。从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出发，章开沅先生的研究视野多方突破，在资产阶级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南京大屠杀研究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在研究之中，善于破除陈见，知著发微；又善于打通阻隔，纵横贯通。他提倡阶层、群体与个体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推动了对资产阶级、商人与商会、职业与职业群体的深入研究。他主持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课题组与北京大学罗荣渠先生主持的世界现代化研究相映成辉，是中国现代化研究的重要力量。在国内尚未重视教会大学研究时，他基于与国际学界的交流，敏锐地认识到教会大学研究的重要性及其学术前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不断加强对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他以贝德士文献(Miner Searl Bates)()()为基础的南京大屠杀研究在国际上影响深远，充分体现出历史学家的良知和责任感。
从革命年代到改革开放，史学有新的机遇，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在时代变革之中，学术与学者如何定位，历史与未来如何对话，中国与世界如何连接，人文与教育如何贯通，都是难以回避的根本问题。章开沅先生在这方面有深入思考，在他的学术演讲和论著中，可以见到系统论述。这其中不仅有他作为历史学家的洞见，也包含着他作为大学校长的思考与心得。
章先生不断追求除旧布新的“革命”也没有放过自己。2014年，经他再三要求，终于辞去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职务，率先尝试去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2015年，适逢先生九十寿诞，他所创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同仁编选了460余万字的《章开沅文集》以为学术庆祝。文集共十一卷，既汇集了他的学术论著，包含了所撰的序言与随笔，既是学术总结，也体现出知识分子关心社会、参与历史、追求学术和真理的情怀。在出版座谈会上，他说，“这么多年，我喜欢流浪的性格在学术上发挥出来了，不过研究总是没有离开中国近代史。对中国近代史‘拼图式’的研究，我出了一点力气。”他也说，文集出版后是毁是誉，甚至是否成为批评对象，都没有关系。不管世事和学派多么纷纭，踏实专注地做自己的学问。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就一往无前地做下去。
总结虽然做了，先生的学术思考和工作却并没有真正停止。在华中师范大学所在的桂子山上，只要天气晴好，先生都会在上午步行去研究所的办公室。他考虑的问题也在与时俱进，有了新的想法与心得，从不吝与学界和公众分享。先生回归为一个普通的学者和老师，脚步依然稳健，思想依然年轻。
问：从20世纪90年代起，您常常谈到一个主题，“中国史学寻找自己”。我粗略查阅了一下，1992年，您那时还在美国，在刘广京教授的荣休学术讲座上，您发表的演讲主题就是“中国史学寻找自己”。回国之后，在公开演讲中又多次提及。2004年11月23日在暨南大学的“星期一史学沙龙”中，您讲的题目就是“走自己的路”。您也撰写文章，讨论“史学寻找自己”、“历史的公正”、“史学的参与与参与的史学”、“历史的原生态”等问题。直到现在，在您的文章和讲话中，仍然时时都有对这一问题的最新思考。您也说过一句话，“历史是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这句话几乎成为我们研究所的所训，也在学界流传很广，鼓舞和激励着青年学人不断努力去寻求历史的真实和真谛。您提出这一问题的初衷是什么？史学似乎在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困惑与困境，史学如何才能寻找到真实自己？
章：这个主题我一直在关心，希望能够找到答案，但现在看来，一个时代的学术，有一个时代的环境；一个时代的学者，也有一个时代的问题。答案可能有多种，但有一个根本是不能丢弃的，就是史学和史家，必须找到自己的“史魂”。我经常呼唤，魂兮归来，史魂即史德，学科有其固有的独立品格。史学之所以要寻找自己，是因为常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容易自我迷失。以前是受政治干扰太多，改革开放中又受商品浪潮冲击，现在是学术评估简单量化严重，急功近利更胜过去。原来说史学危机的比较多，历史学科边缘化，学者们不少都有种弱者心态。现在课题经费多，公众热情高，经费上的困窘也没那么严重了，劣作泛滥的情况却没有减少。一打一捧，都容易迷失自我。学者应正心诚意，在史德上要有更高的自觉，打假扫劣还是应该继续下去。
史学不在乎别人重视或者轻视甚至蔑视，最重要的还是应该自强。我提倡参与的史学和史学的参与。学者和学术应该关心社会，但不是屈从附庸社会主流思潮，而是以真正的研究、独立的思考来体现自己的价值。很多学者满足于你好我好的互相捧场之中，但有些问题该讲还得讲；也不是说要一面倒的批判，而是要有真正有建设性的批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样才能成就好的学术成果，才能发现好的学术成果。
史学的解释存有很大的主观性，但史料和实证是根本，虚构和戏说的历史，经不起时间检验。2006年暑假的时候，我到新疆师范大学、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学校讲学，提出要“走进历史的原生态”，我的目的是强调历史资料的原始性、完整性对历史研究的重要。真实的历史就是原生态的历史，史学的价值及其品格首先就表现为要认真看原始材料，只有充分运用了原生态的史料，史学著作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才能保持它的生命力。仅仅依靠或者主要依靠别人利用过的“二手货”，是难以获得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的。
在史学解释中，要重视寻找历史的原生态场景。尽可能的不作不着边际的评论，不要带任何偏见，保持价值中立。历史研究就是要探索历史的原生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原生态，就是其本来面貌，就是它们的真实面相。比如对革命史的研究，过去受到宣传思维的影响重些，存在以偏概全或者教条理解的情况，现在结合史料的发掘，正确对待革命中的成就与困难，顺境与逆程，并不影响革命的伟大性，反而更能揭示革命的不易。在民国史的研究中，有些问题过去评价不高，现在因为档案材料和私人文献的广泛运用，了解同情更多，似乎对民国的印象越来越好。我是从民国中走过来的，个人的体验可能也有限，但民国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好，也不是全部都是那样坏。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就有可取之处，但是民国也有解决不了的大问题，一直高举三民主义，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好的贯彻。老百姓生活艰难，社会秩序也难以维系下去。
学者的研究，不能只从现实需求来解释历史，也不能是为了翻案而穿凿附会，不可做违心、违实之论，不能脱离基本的常识和史实。不然，研究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就会会失去生命力。
问：您出身于绅商之家，不过在少年时就已经开始经历磨难了，到抗战时还当过船工、学过会计。到抗战胜利后，好不容易进入到金陵大学历史系求学，没等到毕业，就投奔革命到解放区去了。后来到大学从教，开始研究辛亥革命。本来只想做个纯粹的学者，但后来又被任命为大学校长。退任之后，专注于研究，海外访学多年，开辟了多个新的研究领域。作为学者，您也在不断寻找自己。追索这么多年，您觉得是否已经找到了满意的答案？
章：我的先祖于明朝末年从浙江绍兴迁到吴兴，在荻港安家落户。家族在当地还算兴旺，十二世祖章节文曾作过陶澍和林则徐的幕僚，十四世祖章维藩曾随左宗棠远征新疆，立下军功，在安徽任过知州。他仕途并不如意，后来辞官办洋务。1896年时，引进英国机器开办了益新面粉公司，又办了宝兴铁矿公司，算得上是洋务先驱者之一。到我出生时，家族的辉煌时代其实已经过去。我小时是读的家塾，后来到武汉上小学，到抗战时西行逃难。幼年记忆中，受家庭与老师影响，很关心社会时局。战时逃难，自己和家人都倍受磨难，读过书，也当过船工，国破家亡的记忆可以说是刻骨铭心。抗战胜利后，有机会上金陵大学，我开始选的是农业经济系，后来因为语文成绩不错，分到历史系。当时任教的老师，就有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陈恭禄、王绳祖，陈先生是我的专业导师。我的历史研究的功底，是在这时初步打下的。还没有毕业，我就投奔中原解放区，解放后分到大学从事历史教学工作。我的职业，算是革命帮我选择的。
研究历史让我很安心，我很喜欢教书带学生。武汉是首义之地，但当时在辛亥革命的研究方面还没有大的影响。1954年的时候，民主德国一位历史学者来武汉调查研究辛亥革命，动员了在汉的很多辛亥老人，这对我是很大的触动。后来我把学术方向定为辛亥革命，排除干扰，专心研究，在学界产生了好的反响，还在1961年参与举办了全国性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1960年代，我因评价李秀成问题成了批判对象，学术工作难以继续。到1970年代后期，我恢复研究工作，在发表文章同时，又和林增平先生组织编写《辛亥革命史》。1981年，三卷本120万字的《辛亥革命史》面世，算是完成了一个心愿。
以撰写《张謇传稿》为发端，我强调社会群体与社会土壤的分析，同时也多方发掘原始档案材料，推动一批年青学者投入到近代阶层、群体、商会及早期现代化研究，都取得了一些成绩。与苏州商会联合进行的商会档案史料整理很有成效，一直到前两年才全部编辑完成。商会研究成为资产阶级研究的一个突破口。我个人的张謇研究也有专书发表。在现代化研究方面，我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也有创新。
教会大学和基督教史方面的研究有特定的机缘。1985年，普林斯顿大学刘子健教授来华对我建议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我曾就读于金陵大学，执教的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也是教会大学，开始在这方面有所探索，恰好回应了国际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也促进了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当大学校长并不是个人所能主动选择的，但承担了这样的责任，就得尽心尽力。当时改革开放的成效已现，整个社会求新求进，给大学的改革与建设也提供了较好的环境和空间。
1990年至1994年间，我先后赴美、日等地访学任教，在海外客居多年，得以有时间来着手一直想做的研究计划。在较早的访问中，已知耶鲁大学收藏有系统的《贝德士文献》，但未有时间集中研究。在这段时间，我重点运用《贝德士文献》对南京大屠杀进行研究。贝德士是我在金陵大学读书时的美籍老师，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传教士和社会活动家。他从1920年代开始长期生活工作在中国，一直到1950年。他曾担任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和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发起者与负责人，亲眼目睹了南京大屠杀的全过程，并作了大量的实录与对外报道。他去世后，留下了共130盒，1300余卷档案文献，全部收藏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看到昔日老师的文献收藏，我觉得有责任将文献记载的事实告诉世人。我写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出版后，在海内外引起关注，这对揭示日军在华暴行提供了无可辨驳的证据。
在海外的这段时间，在学术上与国际学界有更多直接交流。建国之后，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国内学界与海外的交流渠道不畅通。不仅我们中国学者自己做的研究国际学界了解较少，国际学界有什么论争我们也不知道。这对我们的学术进步是不利的。单纯追求国际化没有意义，国际化只是学术交流的渠道，最终是需要真正的学术在交流、碰撞之中产生新知。在这几年，我和不少海外学者交流较多，参与了很多关于辛亥革命、市民社会、教会大学、基督教、南京大屠杀等方面的学术会议和活动，受到了不少启发。同时，也通过学术演讲、论文发表等方式，展示了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我在不少美国大学发表过学术演讲，也上过课，海外的学者、民众和学生对中国文化都抱有很浓厚的兴趣。我们现在很重视文化的传播，也有很多网络化、信息化的新方式，但还可以有更好更创新更有实效的途径去传播中国文化的魅力，让世界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从读书到投奔革命、教书、做大学校长，从国内到北美，在美国飘泊多年，再到日本到台湾，再回来，我也在寻找自己，努力想做点事情。我懂得人情世故，懂得理解各方，但我们都该有一点内省精神，有一点自我批评。我做的研究，很多主题在当时并不是热点，甚至很生冷，包括南京大屠杀和教会大学史研究。有幸做出了点成绩，才受到学界肯定。真正好的研究，是可以把冷点做成热点的，有价值的学术问题，不用担心没有人关注。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讲历史学的真、善、美。真正的学者要具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其终极目的则在于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唯有如此真诚真实，才能不趋附、不媚俗，尽量不出违心之言。我还是愿意当一个学者，一个教师。我辞去资深教授，只是一个老人的正常退休，没有想那么多，只是希望对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有点推动作用。现在我把做点工作、做点学问当成是养生之道。
问：“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是您常引的诗句。史学要在学术上寻找自己，需要有不断的创新和突破。您自己的研究贯通不同领域，同时又能开辟出早期现代化、社会群体史、商会史、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等新领域，在学术方法和学术问题方面引导青年学者取得了卓越成就。您可否谈谈如何去发现新领域？您如何看待学术主题本身的新陈代谢周期？
章：学术的道路，每个人都不太一样，都是在研究和思考的过程中不断调整的。我的研究涉及到几个领域，除了辛亥革命研究是预先有所规划，希望在这个领域深耕有所成就，其它的主题似乎是顺理成章的，有的甚至好象是这个主题找到了我。这样说，是觉得学术既要有计划，但又不能完全按计划。我在确定了辛亥革命的主要研究领域之后，一直坚持不放松，持之以恒，这可以说是按照计划在推行。资产阶级的研究、商会的研究、张謇的研究、早期现代化的研究都可以说是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拓展，但关注的核心问题又有所区别，相互之间可以有所呼应。这说明在一个有价值的学术领域深入钻研之后，是不用担心无题可做的，越是做得深入，越有可能发现有价值的新题目。人物、商会、阶层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结合历史主体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可以将原来对革命和阶级的抽象概念更具体化。
说到这里，还是回到史学的固有主题：研究者需具才、学、识；一时代之学术发现，需有新材料、新问题、新方法。苏州商会档案史料的发现与整理，让我们发现资产阶级作为商人的集体政治、经济及社会行动。我们在档案材料中所发现的商会、商团、体育会、救火会、农会、自治会、市民公社等团体的资料，充分展现出商人更为全面的社会参与。基于商会的研究，马敏、朱英等人展开对绅商、国家与社会的探讨，将这一问题延伸到更为广阔的层面。由商人而扩展的对于官、绅、商、学等不同职业群体和社会群体的研究，也丰富了我们对于近代社会阶层结构的认识。教会大学史的研究能够推进，也与教会大学的档案材料的发现是分不开的。我所在的研究所收藏的近代中国教会大学的缩微胶卷资料，是开展此项研究的重要基础。对收集的这些宝贵的档案文献，我们也没有采取封闭的态度，而是开放给学界共同使用，因而产生了很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现在学界对于新材料很重视，但有一段时间并没有这么重视的。早期的史料编辑工作主要是科研院所或大学的课题计划，如中国社科院的经济所和近代史所编辑了大量的经济史方面的史料，成为今日研究的基础。后来史料编辑不受重视，也不算成果，没有太多人去做。近年由于国家课题的资助力度加大，对于资料的整理重视程度明显提高，有很多新的史料整理出版，这是学界幸事。但也造成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只找新材料，不看旧收藏。陈寅恪讲，“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和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他提倡取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但是有一个前提，是要熟悉旧材料，新旧对参共证，才能有真的新发现。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现在，强调用新材料成为史学界共识，年轻一辈学者却不太读“旧材料”，这就容易犯常识错误，有些新发现因此也立不住脚。
研究中的实证与会通很重要。以原生态史料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是辨析学术义理、发现问题新知的基础。实证的研究，要善于以严密的论证来进行多方面的对话，与古人、与今人，与原来的认识，与新的探索对话。我写过一篇文章，谈史学的品格。史学的可贵品格首先是诚实，也就是求实存真，离开实与真史学就失却存在的价值。会通是说史学研究既要专注于具体的问题，发微见著，辨析源流，考证义理，同时也要注意整体的理解，总体的把握，有通识，求圆融，这样对于历史的理解才可以尽量避免偏差。无论是分析个人、群体还是阶层、阶级，都要重视社会环境，社会土壤。现在谈会通其实也包括多种学科方法的运用，不同学科方法会带来不同的分析角度和理解，在实证基础上恰当运用，可以发人所未发。很多新的问题新的发现，都是在交叉之中产生的。现在的历史学，已经不是封闭的学科体系，而是开放的学术空间，在史学不断拓展研究眼光的同时，许多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在历史中寻找新的学术资源和智慧灵感。广义上的会通，也包括学术的交流，从国内和国际的学术交流中，可以互通有无，可以启发新知，也可以了解许多的学术信息。
具体的研究主题是有学术周期的，往往一段时间之内发现了新材料，提出了新问题，学术界的关注度就高，参与学者也较多，这一主题的研究可以得到迅速推进。但在基本问题和延伸问题讨论相对成熟之后，会出现平静的时期。似乎不那么热闹了，不过总还是会有独具眼光的学者来提出新见。原来我们推动的商会研究、教会大学史研究，现在成果非常丰富了，研究的队伍相对稳定，问题也更为深入。但是，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只是在现有基础上要出更具创新的成果，有更大的挑战。辛亥革命是我长期一直关注的主题，每隔十年会开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已经形成了惯例。每次开会之前，我也担心，会不会有更新更好的成果出现。但出乎意料，每次都会有新的研究，但已经不限于革命本身，而是延伸到革命与社会更深层次的理解。我提出过辛亥革命研究要看“三个一百年”，得到学界响应，期待会有好的收获。具体的主题可能有周期，但是史学的远航是无止境的。创新的目的不是为了去否定原有的研究，而是让我们对历史有更完整更真实的了解，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现在近代史领域有很多新的热点主题，都体现出材料、问题与方法的创新。如全球史，我们原来研究近代史强调殖民化和中外关系多一些，对于相互性方面有所忽视。全球史的研究视野更强调交互、比较和跨文化互动关系，有很多议题在全球史的探索之中有了更广阔的讨论空间，如关于贸易市场、商品要素、移民、技术、思想、生态、疾病、文化等方面，都是很好的主题。现在说得比较多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研究，从物质载体、文化传承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有了很多新课题、新见解，诸如衣、食、住、行、乐及工业、农业、商业等方面都可以有新的发现。此外，新文化史、新社会史、新经济史的研究依然广受关注。研究的主题是没有限制的，只是在新领域的开拓和新方法的运用中，需要避免过于强烈的古为今用、以今测古的取向，尊重历史的原貌原态，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环境。
问：您早年就读于教会大学，在改革开放时代又是率先走出国门的第一批学人，与海内外学术界建立了紧密的学术联系和友谊，坚持学术对话。您直到现在依然重视学术和文化交流，在2001年成立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心，同时成立了“章开沅东西方文化交流学术基金”，2014年6月将该基金升级为“章开沅文化交流基金会”。您是怎么看待国际化问题的，您能否介绍一下以您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的工作？
章：学术交流是研究工作的应有之义，海内外学者的学术交流有助于学术创新和文化理解，是非常有必要的。原来受制于政治因素和经济条件，学术交流受到一些限制，但双方都仍然努力在进行沟通，也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学术信息的交流还是存在很严重的“时差”，国内学者的研究很难为外界所了解，海外的新研究也要隔很长时间才传播到国内，这让很多对话没办法在同一时空上进行。
1990年代我在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参加的学术活动比较多，其实海外学界也期望了解中国的研究，民众也希望了解中国的文化。现在的条件改善很多，学术交流基本不受限制，除了会议交流、访学研究等形式外，全球化和信息化让学术交流变得更加便捷。数据库的迅速发展，也让学者之间了解研究成果和收集资料更有成效。国内很多大学也将国际化列为重要建设目标，投入巨量资金，不论是派出学者还是引入人才，都达到空前的程度。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学术交流似乎仍是处于不平衡的状态，我们学别人的多，接受的多。不是说不应该学习和借鉴，而是说明我们的许多交流仅仅是形式上的，学术交流的实际效果不如预期。真正的交流，是需要学者以真正有价值有创新的学术成果来参与讨论，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培养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不断提高文化自信，促进学术的会通，提高学术对话的水平。
我们成立的这个基金会虽然是以我的名字命名，但我主要是起个倡导作用，无论是资金来源和实际工作，都依靠学校、捐赠者、参与者和工作人员来开展。基金会是纯粹公益性质的，原来主要是以校内的学术交流机构的形式设立，现在已经按照民政部的要求按照法人注册，在资金管理和会务治理方面都更加规范。基金会的宗旨是支持推进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以此来提升中国学术的国际地位。基金会的工作包括实施“章开沅基金会学术讲座”和“章开沅基金会访问学人”计划，建设“章开沅东西方文化交流历史文献中心”，支持或举办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奖励和资助从事文化交流的学术研究，开展文献整理、研究与出版等方面。此外，基金会还设有研究实体“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聘有专职研究人员从事文献搜集和研究工作。在讲座方面，到现在为止邀请既有外国学者、华裔学者，也有港澳台及国内学者，涉及的研究领域也十分广泛。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周锡瑞教授、伯克利加州大学叶文心教授、法国科学院院士巴斯蒂教授、比利时鲁汶大学钟鸣旦教授、台湾中央大学王成勉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黄一农教授等学者都曾受聘讲学。讲座很受学生欢迎，评价很好。
问：不论您是否认同，近代史学界有“章门学派”之说，您培养的学生中知名学者众多确是事实。您能否说说指导学生的诀窍。
章：我一直喜欢教书，喜欢学生。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对我而言是最大的幸福。我教过的学生很多，有国内的也有海外的。能够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起一点激励的作用，点亮学生的思想，我就很满足了。在近代史学界，我指导的研究生大多还是以从事学术工作居多，有一些研究做得很出色的学生，现在都是学术中坚了。他们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作为老师是很高兴的，但主要是他们自己努力的成果。
我指导学生没有一定的成法，有要求，更有自由。我对学生的学术训练和学位论文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要踏实专注，实事求是，要能体现出高一些的学术眼光，论文应是真的问题，要有自己的心得。求新不是自说自话的，要是在充分的学术整理、资料研习和严密思考之下才能取得的。有的研究自以为创新，实际上是虚假的学术命题，就没有价值。我给学生的自由度很高，我从来不限制学生的研究领域和兴趣，学生可以根据现有的基础和自己的志向，自主选择。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领域，都可以。对于有志向的学生，我会加以引导，提供机会与条件，使学生得到锻炼与提升。有些学生选择我所引导的领域坚持下去，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以前的教学没有今天考核规定那么多形式上的东西，老师认真教，学生认真学，用心于学术，教学可以相长，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教学不一定只是在课堂上，原来指导研究生的数量少，出外参加学术活动，经常会带着学生出去，让学生跟着游学或者参会。学生耳濡目染，开阔了眼界，知道什么是好的学术，如何做优秀的学者，可能也会有所得。学生在学习中，要听课要看材料，但更要思考要动笔，不能只有空想，要知行合一。写东西没有要求数量，不过要精益求精，要是有真知灼见、真材实料、真情实感的。
问：您是著名的大学校长，又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始人，您也走访过很多国际知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您认为怎样才能办好一个研究机构？
章：我的一生与大学相伴，就读于大学、工作于大学、居住于大学，我思考最多的也是大学。我所服务的华中师范大学的校史就有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和革命大学的脉络。即使是浪迹海外多年，依然是以大学为家。大学是有生命的，有人格的，有个性的，各有自己的历史沧桑。中国近代和当代都有很多好的大学，有杰出的大学校长，有很多好的办学理念。我们的高等教育也走了很多弯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有些错误是周而复始出现的。好的大学，规模或有不同，学科或有差异，但是都有很明确的办学理念和优秀的人文传统。大学承载着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文化传承和服务社会的使命，大学的知识创造、传承和学习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好的大学，可以使学者安心治学授业，学生专心向学成才。大学教育不仅是教给学生职业技能，还有人格塑造，要融合专业的知识、独立的精神、社会的责任于一体。
大学需要有精神，史学需要有史魂，一个好的研究机构也要有灵魂，要有学术的信仰。研究机构虽以学术研究为主要职责，也是大学使命的载体。能产生好的原创学术成果，能养成优秀的学者，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就是好的研究所。在历史领域，就是在东亚史或中国史的研究领域，世界各地都有很多著名的研究机构。看看他们的发展史，包括中国近代的一些研究机构，都是坚持特有的研究理念，经过长期的积累才形成深远的影响力。今天中国的大学建设受到广泛的关注，国家的投入也很大，都在竞相建设研究型大学。研究机构也有更多的资源，制定许多的研究计划，但是有些求大求全，为了入选名目繁多的计划，受到各类评估标准、评奖标准的左右。大学和研究机构，甚至变得有些雷同了。还是要有理念，要有特色，有专攻。研究机构需要通过组织和支持，给学者的独立自由研究或学术交流协作提供足够空间。现在课题多了，计划多了，行政的干预也多了。研究机构需要政策和资源支持，但学术研究要保持独立，要按学术的标准去进行。具体的管理方式各有不同，好的研究机构都有一种很浓郁的学术氛围，简单纯粹的学术环境，自由独立的研究精神，进入其中，都能感受到知识和思想创新的乐趣。
问：您的眼光不限于研究历史，还关注现实和未来，您认为史学研究在当前社会有什么样的使命？
章：历史能有什么用，这是个老话题了，许多史学家都谈过，我也讲过很多。龚自珍在《尊史》中说，“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读史、学史，不是单纯了解过去，还有出乎史的“大道”。这个大道，有人生之道，国家之道，文明之道，生活之道。不同的人读，还有不同的“小道”。我总是说，历史是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远航，不是单纯说史学的研究，也是指历史的航向，既连接到现在，也连接到未来。近代中国的史学家，不仅争论史学问题，更是围绕中西体用、东西方文明、中国文化前途等问题不断论争。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家担心经济大潮冲击下的史学危机，但仍然有很多人意识到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史学研究要和大众沟通，公共史学的兴起和应用也说明，史学研究不仅是学者的事，大众对这也有浓厚的兴趣，有求知、知史的渴望。中国关注公共史学比西方要晚，但也反映了这是一种社会发展趋势。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历史也都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全球史的研究也揭示，各地之间的联系原比我们想象中的紧密。史学研究要放开眼界，西方中心观和中国中心观都不能绝对化，要放眼全球，放眼全人类，把历史作为对人类整体的研究。同时，历史研究不能只面对过去，也要立足现实，把握未来，特别是要关心世界文明走向和整个人类的命运。总起来说，历史的研究，是在守护过去，也是在展望未来。
【个人简历】
1926年生于安徽芜湖。
1938年秋天进入江津国立九中。
1946年10月入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
1948年12月赴中原解放区，在中原大学政治研究室当研究生。
1949年7月随校南下武汉，在教育学院历史系任教。
1951年9月入华中大学(后改名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
1980年参与创建中南地区辛亥革命研究会，任理事长。
1984年任孙中山研究学会理事。
1985年8月—1991年3月出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
1986年任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
1983年起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至1990年止。
1990年至1993年，历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与普林斯顿神学院客座研究员、耶鲁大学历史系鲁斯学者、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客座教授。
1992年5月美国奥古斯坦那学院（Augustana College）荣誉法学博士。
1993年9月至1994年1月，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所客座研究教授。
1994年2月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学人。
1995年1月至7月任香港中文大学第14届“黄林秀莲访问学人”，并进行合作研究。
2005年12月接受日本创价大学与关西大学名誉博士。
2012年3月任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名誉院长。
2014年4月，88岁高龄的章开沅向华中师大请求辞去“资深教授”。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荣休教授、名誉所长，华中师范大学池田大作研究所名誉所长。
【著作列表】
1.《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场大论战》，人民出版社，1975年。
2.《辛亥革命史》(共3卷)，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东方出版中心，2010再版。
3.《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
4.《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6年。日本东方书店，1989年日文版。
5.《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韩国岭南大
学2008年韩文版。
6.《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杜,1990年。
7.《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主编，共2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8.《南京：1937年11月～1938年5月》，香港三联书店，1995年。
9.《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续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10.《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
11.《实斋笔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修订版。
12.《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美国夏普公司2001年出版英文版。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日文版。
13.《湖北通史》（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14.《章开沅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15.《张謇传》，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
16.《张謇与近代社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17.《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
18．《鸿爪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19．《传播与植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20.《论张謇》，经济日版出版社，2006年。
21.《章开沅演讲访谈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22.《辛亥学脉世代绵延：章开沅自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23.《世纪的馈赠：章开沅与池田大作的对话》，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
24.《历史与传承：章开沅与池田大作的对话》，（香港）商务印书馆，2013年。
25.《京师学术随笔·寻梦无痕：史学的远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26.《章开沅口述自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27.《章开沅文集》，11卷本，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28.《北美萍踪－章开沅日记（1990－1994）》，香港开沅书局，201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