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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之目的不是为了适应市场需求
  • 岁月苦长,人生苦短。转眼人类已经进入第二个千禧年的第10个年头,而自己也进入此生84年。于是经常吟诵的两句诗 “沧桑易使乾坤老,风月难消千古愁”,又复涌上心头。老年常爱遐思,又想起两位前辈的晚年。一是南通的张謇,他留下的诗句是:“生已愁到死,到死愁不休。”一是湖北的李先念,临终遗言:“江山留与后人愁。”

    愁什么?各人都有自己的心事。在商言商,在政言政,在教言教,我们愁的是教育,是教育当前的境况与今后的走向。

    不能说现今人们不重视教育,从国家领导人到地方官员,从社会到家庭,几乎人人都在谈教育、关心教育,教育几乎成为随时可以听见的话题。

    也不能说现今教育没有发展。岂但有发展,而且是大发展,号称是史无前例的“跨跃式”发展。其规模之大、层次之高与速度之快,堪称举世瞩目。

    但是,仍然有为数极为众多的人为教育犯愁。是吃饱撑不过?还是无缘无故的杞人忧天?非也!教育确实是已经生病,虽不能说“病入膏肓”,但也算得上疑难重症,问题成堆,盘根错节,整治匪易。

    有各种各样议论,有各种各样诊断,也有各种各样药方。但就症结所在而言,比较容易被认可的概括,可能就是温家宝先生在今年教师节前夕说过的那句话:“我们的教育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这两句话似乎已接近于共识,但仔细推敲起来,仍然存在着许多歧异。因为,什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什么是“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本来就可以作不同的理解,即使是教育当局现行实施的各项重大举措,也都是以决策者对上述两种要求的认知为依据,而问题正出于他们认知的偏差。

    教育界已经有不少明白人看出问题之所在。厦门大学潘懋元教授最近就曾说过:“社会需求是多样的、复杂的,具有双重性。第一,在基本要求上,社会需要高校所培养的人才具有高度的责任感。第二,在具体要求上,社会需要高校的专业结构与社会的人才结构基本一致,大学生能充分就业。因此,高校在培养学生过程中,若要满足社会需求,就不能抛开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而仅仅满足于找到一份工作。”(见2009年12月16日《光明日报》)

    潘老的话大体上是明确的,但似乎语犹末尽,没有把问题点透。按照我的理解,并且用大白话来表达,就是目前的学校“重教书而轻育人”,没有真正把知识传授与品格陶冶密切融合在一起。这好像是学校的问题,老师的毛病,但归根到底还是主政者方针、政策乃至教育理念的缺失。对于某些主政者来说,所谓“社会需要”就是“市场需要”,所谓“人才结构”就是“就业结构”。“人才”现今已经沦落成为“人材”,才智之士已经降格成为材料资源,无非是金钱奴隶而已。

    殊不知市场只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市场服务于社会,服从于社会合理发展的健康趋向,但不能也不应主导社会生活的整体,正如不能用“无形的手”完全取代“有形的手”一样。因此,教育固然需要适应市场需求并且经过市场调节,但教育并非仅仅服务市场,而是服务整个社会!从历史文化长流的绵延来看,教育可以从远古延续到永恒,而市场仅止存在于一定历史阶段。教育应该比市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如果教育只能俯首贴耳听从“市场指令”,那才是教育的堕落、文明的悲哀。

    而现今对教育的最大杀伤力,也正是作为市场原始驱动力的利润追逐,包括日益膨胀的个人利益谋求。金钱至上与急功近利的风气恶性迷漫于校园内外,学术腐败与贪污腐化已经成为败坏整个教育的罪恶之源。学风应该成为世风的先导,而现今的学风在某种程度与不良世风却是同污合流,许多热爱教育的有良知的教师,无不痛心疾首地感叹:“校园已经不再是一片净土。”而各级教育管理部门用以评估和调教众多学校的那些层出不穷的所谓“指标体系”,更把“重量轻质”、“重科研轻教学”,乃至弄虚作假、浮夸成风等等弊端,推展到极致。

    自古以来,人们习惯于把教育视为“救世良方”,但现今的教育不仅难以救世,而且也难以救己!之所以难以救己,因为其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机制与功能已经严重退化。当然,这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的问题,说到底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危机。

    早在1987年,我在香港大学举办的两岸三地“章太炎与黄侃”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俱分进化论>的忧患意识》一文,借用章太炎在1906年警示的“善亦进化,恶亦进化”,提醒人们必须高度重视人类文明危机的不断深化。但是由于此后的一场政治风波,此类警世危言似乎很快就被人们遗忘。

    2000年冬,我在北京举办的一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一文,再次指出:“本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诚然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现代物质文明,并且或多或少提高了许多人的生活水平;但就精神文明与伦理道德而言,人类付出的代价也是极为惨重的。我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局部战争则至今连绵不绝,由于高科技用于现代战争,造成人类生命财产的损失远远超过既往任何恐怖时代。在这一百年中,环境破坏,资源浪费,吸毒与犯罪率的剧增,在规模与危害程度两方面也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与现实都证实了中国学者章太炎在本世纪初呼唤的警世预言“俱分进化”,意即善与恶同时并进。

    科技迅速发展本来是好事,但由于科技高度发展而助长了人类盲目的自信,产生了意料不到的严重恶果。长期弥漫世间的“科技至上”或“科技决定论”,削弱了对于人文精神的应有关怀,不仅造成伦理道德的滑坡,而且还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应有的和谐关系。妄自尊大的“人类中心主义”肆意践踏地球,藐视自然,污染环境,浪费资源,曾经长期自命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几乎已经成为宇宙间的“万恶之源”!所谓历史,无非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客观存在的自然史,一是在改造自然中逐步完善自己的人类史或人类文明史,而教育就是人类自我完善的主要手段。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及早发觉并且正确应对整个人类文明的缺失。

    现在最为可怕的就是教育漠然面对严重文明危机,犹如正在梦寐之中,而长期积累的“重理轻文”偏见,已经严重渗入教育理念,乃至教育方针的制定与贯彻。尽管有识之士不断呼吁加强人文教育,完善品格培养,但现今重科技轻人文的弊端仍然有增无已。甚至就在最近所谓“钱学森之问”的讨论中,也可以看到“科技决定民族命运”之类偏颇话语频频出现。只要稍微客观冷静一点观察,就可以发现,教育危机与文明危机已经联成一体,已经很难依靠现行教育来矫正整个人类文明的严重缺失。“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就教育谈教育,是说不透当前教育问题症结的。必须超越教育,把教育与社会发展需要结合起来,特别是与人类文明危机结合起来,才能够把教育存在的根本问题看清说透。所以,2006年两岸学者首次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余家菊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我就已经强调了“温故知新”与“哲学思索”的重要性。2009年春天,台北教育大学举行第二届“余家菊与中国学术研讨会”,更把会议主题明确规定为“两岸教育革新与发展——教育哲学与历史”。由于亚太科技协会清诚文教基金会与嘉义大学等机构的热情支持,特别是作为承办单位的台北教育大学精心组织与周密安排,会议就两岸的教育问题、教育哲学、教育革新、教育政策、教育发展等专题展开热烈讨论,畅所欲言,充分交流,了解彼此思维,凝聚许多共识。会后,又通过专题讲演、学校参访(包括大、中、小学)等活动,进一步扩大了学术交流效果。

    我以耄耋之年,随同大陆各地教育界30余位先进参与此次盛会,与台湾同行老友新知欢聚畅叙,耳目所接,美不胜收,总的感觉是“不虚此行,获益匪浅”。我认为会议已经园满达到预期目标,即承办方“活动缘起”所说的,“透过丰富而多元的研究讨论和活动,促进台湾有志投入教育之士,与两岸专家学者进行切磋与交流,以激荡出更多的学术火花”。此次结集出版的会议论文集,可以说就是这些火花的聚合,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可借当前两岸都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工作参考。

    会议主办者在“活动缘起”中指出:“面对多年来如火如荼展开的教育改革,现在应是一个理清问题、策划未来的时刻,而教育学术界更有责任,共同面对问题,对症下药。毕竟,教育改革是具有高度时代意义的工程,推动教育改革需要热情,更需要专业。若没有精密的诊断,将会事倍功半;如果没有全民的意识,建立由下而上的革新动力,则难以落实;行政体系的热忱,更须根据各种理论和实务加以推展,才能进退有据,进而致力于建立有效可行的教育改革机制,俾利长久运作。”我深愿全社会关心与呵护教育,教育是关系民族、关系人类千秋万代的大业,希望有更多的有志之士参与研究、讨论、试验、创新,共同谋求教育的兴利除弊、革故鼎新,开拓出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