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造假现在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前不久，武汉哪个大学一个研究生自杀了。今天我在网上看到徐州师范学院教授罢课了，因为申请博士点，几年都没有申请到。失去了博士点，就失去了一切。四十几个教授起来罢课，这样学校还像个学校吗？出了这些问题，都是底下的问题？都是学生的问题？都是教师的问题？都是大学的问题？怎么样造成这样的问题来？怎么把问题弄得现在越来越严重？

所以今天我讲话就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为了寻找根源；另一方面，同学自己对自己要有严格的要求，学校对自己要有严格的要求。也不能说什么问题都是上面的，都是社会的不好影响了我们，我们自己干什么？大学是什么？大学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精神力量，大学为什么这么容易受到社会上坏的影响呢？大学为什么急功近利、学风浮躁乃至舞弊丛生？很多问题还是不合理的评价制度造成的，就是那一套所谓量化的、刚性的指标体系。

当然，我们也要反省自己。作为教师有一个教师的责任，我们没有把学生教好，没有把学校的风气树立得更好，我们不够坚强，我们没有能够抵制住社会恶劣的影响。

今天我来只是跟大家倾诉一下我内心的一些话。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经历了半个世纪以上的沧桑，他是如何思想，他也有自己的痛苦。我不是很坚强的人，我也有自己的软弱。我是一直提倡树立良好的学风的，“学风应该成为世风的先导”，这句话最早是我说的。我支持和倡议用各种方式揭露社会上不良现象，但我认为我自己并不是很坚强。

现在有个教授揭发自己的学生，说学生抄了他的东西。网上有很多议论，有的说这个教授是应该的，也有人同情那个学生，说那个教授不应该，怎么自己揭发自己的学生呢？你们知道我是哪种人？我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我会不会揭发我的学生？（在场学子：会）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过高地估计了我。不会，不会。有比我年轻的人抄了我的书，几乎四分之三的都抄去了，《历史研究》把这个材料给我看了，要批判。我一看，他的老师是我很好的朋友，不是一般的朋友，而是长期合作的朋友。他的学校也是我们的兄弟院校，这个人也不是很差的人，他抄的不错啊，抄的不漏痕迹啊。我说我这个书还不错，还有人抄啊，还换用一种方法，好像会引起更多的读者感兴趣，心就软了。

我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忍心伤害年轻人，如果我做了，至少在人生最重要的年代他会受到很大的伤害。当然，他自己负责任，但不能因为我。所以我有种种的顾虑，包括对自己的学校，对自己的学院，对不对啊？同学们，我这样做对不对啊？（在场学子：对）不对啊。我的年轻朋友杨玉胜，大家知道，学术界的“打假英雄”，他把我看作一个很好的人。他是有什么话必给我谈，很直率的，他把我引为同道。对于维护学术道德，反对抄袭，他也寻求我的支持，我是非常支持他的。他在北师大待不下去了，就到中国政法大学去了，他是个很可爱的人啊，他是真正的勇士。他就批评了我，不是批评我本人，而是批评我这种思想。特别是年长的学者，不大愿意谈这个。

老人心肠是有问题的，太宽厚了。都那么宽厚的话，就是允许问题存在了。所以杨玉胜讲，这等于助长了不良行为。所以说我本人并不那么轻松，每日每时这些都对我引起了刺激，我是该讲还是不该讲，想的太多。我不是勇士，所以今天我很高兴，看到研究生会这个创意。你们起来了，我需要你们的支持！（全场鼓掌）需要你们的支持！年老的人活动能力、呼声和勇气都是有限的。

春节我在广州过的。我最小的孙女，今年刚满八岁，小学二年级。在美国生的，在美国的长大的，在美国受教育。她回来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刺激。本来是很好的事，每次回来都很高兴，今年春节不是那么很愉快。不是这个孩子不好，这个孩子很可爱。她开始思考问题了，开始提出问题了，譬如说我们一起出去，那个斑马线，亮着红灯是不允许过去的，却有人过去了，她就提出问题了，“中国允许吗？”类似这样的事情，就是有规则而不遵守，她都要问“中国允许么？”比如在家里，让她做什么事情，她就会问“我必须么”，如果不是必须的，那就尊重她的选择了。在美国孩子是思考的，看到问题就会判断的。她是美国人，她有美国的国籍。她问这样的问题，就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问她的祖父“中国允许么？”

你们想象一下，作为祖父我怎样回答，说中国允许，那么中国就是这个样子？说中国不允许，那为什么又有那么多人就这么过去了呢？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中国没有制度么？包括这个学术道德、学术规范，整本整本的都有，写在书上，挂在口上，就是不遵守，就像走路撞红灯一样，这是不允许的。

武汉市民公约早就有了，不准在公共场合吸烟。然而到市政府开会，到学校开会，那个会议桌上摆着烟灰缸。对于这个事情，我没少说。我自己不抽烟。所以吸烟的见到我，就会很紧张。我经常咳嗽，我一咳嗽他们都紧张。（大家笑）为什么一边写着不允许抽烟，一遍又摆着烟灰缸呢？有的为了应付我，临时撤掉了，说章开沅要来了。（大家笑）年轻的朋友，我跟你们坦率地交流，都是很普通的事情。归根到底，就是中国不规范的事情太多了，明知故犯的事情太多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这就给种种不良的行为很大的空间，甚至自由违法的空间。你既然做不到，为什么定这些制度呢？

硕士生、博士生就读期间要发多少论文等，我是模糊思考的，有的人想得很仔细，把在校人数和可以发表论文的刊物作了对比，是完全不够的，翻两番、翻四番都是不行的。这是做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他发表了两篇就代表他有水平吗？即使没有发表一篇东西，他交上来的稿子没有发表。如果真实水平是这样的，可不可以呢？我认为是可以的。现在就是根本不考虑质量，就是数量。这个过程埋没了多少英雄豪杰啊？

我这一辈子写了这么多东西，出了这么多书，我自己客观认为，能够流传下去的，可能就是一本《张謇传》。1962年，开始动手，1964年在北京，总算花了两年时间把它写好了，但稿子一直没有发表，你说稿子是好还是不好呢？谁也不知道，我也说不清楚。后来我本人受批判，稿子就没人要。文革时候，幸好我把地板敲开，藏到地板底下去了，不然被找到就烧掉了。后来到了1985年，中华书局跟我旧事重提，他们知道我有这个稿子，就出吧。所以我基本上是1964年写好，到1987年正式出版，后来也受到很高评价。同时也在日本翻译出版。你说怎么样呢？所以发表的不一定就好，没发表也不一定就那么不好，它有一个过程。

我提出“两个回归”，一是要回归大学本位；一是要回归教育本位。什么叫回归大学本位呢？现在把大学管的像一个行政机关，完全是行政命令的，我很同情现在大学里的领导。就像我的家乡的胡院长给我说的，他说：“章先生啊，现在当校长、当院长不一样啊！”

我说，是不一样。两个不一样，一是当时的校长他可以谈点不同的意见，比如有的会我就不去，有的事我就不干。有些动员报告，我就不去，我不同意你的意见。讲话的动员我不同意，我不能欺骗学生。我就是不讲。现在可能吗？朱清时，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这个人很了不起，他可以有所不为。

过去的大学可能是屈服于种种政治的压力，今天这样说就不对，我想是屈服于金钱的魔力。怎么说没有博士点就没有一切呢？他没有经费了。现在每一个项目都是有含金量的，不止一点含金量，原来是几万、几十万，现在是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

我最寒心的、也最痛苦的是，90%以上的大学校长都认为教育评估是好的。但就是这个情况，大学校长不敢讲，好像朱清时在某一个会这样讲。大学校长愿意这样吗？但不这样做又不行，明明是办了很大的错事，这个伤害不是一代人、两代人消除的，这是诚心的败坏、公开的作假、大面积的作假，这在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事。是不是绝后我不知道，至少是空前的。

不要认为我多高明，我给大家讲了，我这个人是很软弱的。我不是一个钢铁战士，就是有些善良，有几分真诚，如此而已。其他有什么好处呢？没有什么好处。但是我不能再沉默下去了，所以给了我这个机会，我今天要讲一讲。

我最高兴的事是学生起来了，这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最后解决问题还是靠老师，靠学生。老师应该起来了，大家也在签名，行动起来了。希望大家有决心、有勇气、有抱负，敢挽狂澜于既倒。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太厉害了，已经形成一个网络，无处不在。现在谁要是坚持斗争的话，就可能成为“国民公敌”，这会损害的学校的整体利益，我的痛苦就在这个地方。我不愿意牺牲华中师范大学的整体利益来成就我个人的功名，自己的品格。我宁可受某种耻辱，某种心灵的折磨，我也不愿意做这种事情。

我今天不是来讲真理的、对大家教育的，我只是把我自己内心的痛苦说出来。今天占用的时间是不是多了？谢谢。（鼓掌）

（党波涛康广磊整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