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与大学相伴，即便浪迹海外多年，依然到处以大学为家。在我心目中，一座座大学都是有生命的，有人格的，有个性的，各有自己的人生道路，各有自己的历史沧桑。或许也可以说，每座大学都是一本厚重的大书，永远难以读懂，读通。

作为绵亘千古的大学流水筵席上的迟到宾客，中国大学生不逢辰，时运不济，堪称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历经坎坷，步履维艰。但它毕竟是富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顺乎潮流，适应社会发展与救亡图强的需要，因而始终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也曾有过自己的兴盛与辉煌，而且满怀着对更为美好明天的憧憬与期望。

我曾两次亲历过中国大学遭遇的大劫难，一次是日本侵华战争，一次是“文化大革命”。1937年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国土大片沦陷，绝大部分大学校舍被霸占甚至焚毁、炸毁，许多学校、师生被迫流亡千里，辗转西迁。“文革”以后，1984年我接任一所大学校长，放眼校园依然有山河破碎、满目疮痍之感。但是，使我感受更深的却是大学生命力的旺盛与顽强。只要是稍具规模并略有特色的大学，一般都有相当坚韧的灾难承受能力，大多能够像凤凰涅槃一样浴火而重生，并且孕育着新的发展。

抗战期间的大学西迁，看来是被动的撤退，但似乎又可以看作是积极的西进，即文化教育资源由先进地区向落后地区的大幅度转移。短期效应是文化版图的变易，长期效应则是对于西部腹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富有成效的深层促进。经过抗战磨炼的大学，在颠沛流离的艰难岁月里焕发的大学精神，至今仍为时人神往，成为教育史上一笔丰厚的遗产。同样也是史无前例的“文革”，给大学造成的是另一种严重破坏，后果亦创深痛巨。而经过此番劫难的大学在“文革”后重整家园，人们备受压抑而又积蓄甚久的积极性，如同埋藏在地下的泉水突然喷涌而出，还来不及抚平自身的伤痛，便雄心勃勃地踏上改革开放的征程。那时的大学在解放思想、革故鼎新方面走在社会的前列，无愧为时代的骄子与文化的先锋，某种程度上也呈现出一种新的大学精神。这或许正是许多人至今还保留着上世纪80年代美好回忆的重要原因之一。

回顾百年来中国大学的风雨历程，可以看出大学在人世间绝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时刻与国家、政党、社会密切相关。因此，研究大学的历史，既要研究大学的内部结构，也要研究大学的外部环境，特别是研究大学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许小青博士研究中国大学史多年，深知其中奥略，他的《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刻意考察在政治变迁过程中，东南大学如何从一所地方性大学演变成首都最高学府，并以此揭示这所大学与国家、政党、社会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由校长、教师、学生组成的大学是一个小社会，那么它所厕身的大社会更是包罗万象，不过对学校运作关系更为直接的毕竟是政府（国家）、政党与相关社会群体。从1919年到1937年，正好是从五四运动，经由国民党“统一”中国并迁都南京，于是有所谓经济、文教的“黄金十年”，直至七七事变、淞沪之战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这十几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政治重心的南移，是东南地区经济、文化优势扩大的结果；而政治生态版图的变化，又必将引发文化生态版图的相应变化。这就是从东南大学（地方大学）演变成为中央大学（首都大学）的大背景与大视野。

但是，作者并没有预设结论或单纯作理论推演，他的着力之处，也正是他的高明之处，主要是依托于“人”、“事”两大要素，通过具体历史情境，力求客观地陈述来龙去脉，让史事自身的情况来形成结论。作者笔下的重要人物，大多是有个性，有特点，非脸谱化的。几位校长，如郭秉文、张乃燕、朱家骅、罗家伦，都有各自的政治背景、教育理念，乃至个人的性格、作风，不会让读者有雷同之感。特别是学校以外而与学校有重要关联的人物，如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黄炎培等，也能从大处着眼，细处落笔，不仅廓清他们不同的社会背景、教育理念，而且还能显现他们不同的处世风格与因应方略。有些篇章简直可以看作东南地区高等教育界的风情画。

作为中央大学前身的东南大学，以东南地区社会精英为凭借，郭秉文校长历来秉持的自由主义办学理念尚能保持若干贯彻的空间，因而能够发展成为与北京大学抗衡的地方强校。然而，随着首都的南移，政府与政党对学校的渗透和控制日益增强。中央大学取代北京大学成为首都最高学府，虽在办学资源上获得优渥待遇，与东南地区社会的固有联系却因此而逐渐疏离，大学的独立自主空间相应缩减。1943年蒋介石亲自担任中央大学校长，在对全校师生训词中重申：“中央大学顾名思义，应自勉为全国大学之模范，始不负其所处地位之重要。”党化与国家主义教育理念可谓达到极致，而且也可以看作当时整个高等教育异化的一个缩影。

也正因此，学校与国家、社会、政党之间便存在着连绵不绝的角力。大学本来就是作为旧社会的对立物而产生于中世纪，中国大学更是作为革故鼎新的弄潮儿而出现于神州大地。大学催生了共和，共和却愚弄了大学。在徒有其表的民国政府统治下，大学与国家、社会、政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无可避免的。五四运动正是这些矛盾与冲突的集中爆发，而北京大学俨然成为引领历史潮流的旗舰。1988年夏天，我应邀参加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百年校庆，日夫科夫总统在演讲中热情洋溢地赞誉“索菲亚大学是保加利亚自由思想的摇篮”。当时我就想到，北大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又何尝不是如此。过去人们只知道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其实未尝不可以咏叹：“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中国共产党”。

1928年以后，中央大学因缘际会取代了北京大学的首都大学位置，然而始终难以成为引领全国精神潮流的火车头。我丝毫无意扬北大而抑中大，因为其所以如此，更多的原因是来自办学环境的明显差异。1928年以前的北京政府，多半由军人集团主导，长于武战而拙于文治，加之内部纷争你来我往，客观上为大学留下较为宽松的办学环境，至少对校园以内的事务直接干预甚少，而对舆论传媒的控制也不怎么得心应手。这些因素为蔡元培们倡导的大学精神的张扬提供了必要的历史舞台。迁都南京以后，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却比北洋军阀精明得多，不仅懂得“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而且千方百计加强党化教育，首先是极力安排政党势力进入校园，直接干预教学与管理。这种情况下，作为首都大学的中央大学反而比远离首都的其他地方大学遭受更多的束缚与干扰，因此很难弘扬自主办学与自由思想的固有大学精神。与此形成鲜明对照，蔡元培的办学理念在北大反而萧规曹随，逐渐形成传统。抗战以后，北大与清华、南开联合办学，精英云集，贤良荟萃，在远离重庆的昆明高举民主、自由旗帜，成为全国广大进步师生的精神堡垒。当时，内迁大学比较著名的集结地有三处，即中央大学所在的重庆沙坪坝、教会大学聚集的成都华西坝与西南联大的战时校址昆明。相较之下，就思想活跃程度排序，应该是昆明→华西坝→沙坪坝。抗战胜利以后，内迁大学纷纷回归故地，由于国民党的贪腐与国民经济崩溃，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形成解放战争的第二战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大和清华、燕京等校又复成为引导潮流的火车头，其影响远远超过困处首都的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

小青着重研究的是大学文化版图的变异，以及因此而引发的学校与国家、社会、政党之间互动关系的变化。我最近却一直在追寻逝去的大学的历史踪迹，特别是追寻那些曾经辉煌但疏离已远的大学精神。也许有所偏离主题，但是并非南辕北辙，其间自有内在联系，或可促进作者与读者作更深一层的思考。是耶？非耶？姑妄言之。

文章来源：《章开沅文集》第十一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