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年届耄耋，一辈子研究历史，却总感觉许多要做的研究还没有做完，到现在参加的社会和学术活动还很多，难以停歇。很多人说我是老当益壮，有些“年青人”的活力。我也时常自诩“人老心不老”，在永无止境的史学远航中，希望能够尽量向前。李大钊说：“斯则人类之寿，虽在耄耋之年，而吾人苟奋自我之欲能，又何不可返於无尽青春之域，而奏起死回生之功也？”史学研究需要积累和磨练，却不能同时磨掉了活力和锐气。我总说“历史是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无尽的远航”，生也有涯，学无止境，从事史学研究的人须有足够的坚持，去探究学术，去寻求真知。

现在回忆几十年的岁月，从迈向史学之路到拓展研究领域，很多事情都并非提前规划。但回首来看，从我的家世，少年时的爱好，大学时的求学，新研究课题的发现，又前后相联，隐然成线。谁能想到大家在为资产阶级问题争论不休时，在苏州能够发现数量惊人的商会档案；谁能想到我在耶鲁大学会发现青年时代在金陵大学的老师贝德士留下的历史文献，甚至他本人也成为研究的对象。贯穿其中的，就是一股期望一生能够做点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的胆气，是一种对史学研究孜孜不倦的勇气。研究学术，关注社会，寻找史学中的真、善、美，同时以历史学者的身份，参与社会，弘扬人文，可以说是自己在学术职业生涯中一直志于去做的事情。

无论是张謇研究，还是辛亥革命研究，都不属于我年青时期的生涯规划之列。中学时期，我酷爱的是文学，喜读杂书，苦练文笔，语多冷峭。成为文学家，是我这时的梦想。大学时代，在金陵大学历史系就读，但并未树立专业思想，除听课与应付作业考试之外，仍痴迷于文学作品之中，对于社会科学书籍也兴趣有加。参加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以后，写时评又成了课余爱好，虽不无“少年孟浪”之处，但却颇得好评。年青时豪气干云，在激情如火的革命岁月，觉得当文学家已经过于平淡，新的理想是当一名战地记者，在枪林弹雨之中采访报道，那才显得出热血男儿的本色。1948年冬天，我和千千万万进步学生一样，辍学进入中原解放区。革命改变了整个中国，也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中原大学校方看好我这个三心二意、舞文弄墨的所谓“理论人才”，被留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从此与历史结下不解之缘。1951年，中原大学与武昌华中大学合并，随后改名为华中师范学院。我常自我解嘲：我的职业像包办婚姻，是在“结婚”之后恋爱，终于在教学和研究之中找到了“幸福”，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成为一生的事业。

初期的研究并没有专一的领域，可以说是完全为教学服务。1954年，一位德国学者不远万里来汉调研武昌首义，这提醒我认识到辛亥革命史的学术魅力，而这位德国学者的治学精神也感召着我。后来，我将主要精力转入辛亥革命研究，特别是张謇研究。1961年，我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并提交两篇论文，受到吴玉章、范文澜等学术前辈的赞赏。每十年一次的辛亥革命学术纪念大会从此成为惯例，到今天成为政府与学界共同重视、两岸及海外交流的学术盛典，早已超越了纯粹的学术范畴，却是当初没有想到的。

1963年，承蒙杨东莼先生的关切，把我借调到北京协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这让我有机会系统收集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张謇研究资料，在此基础上形成书稿《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不过，这本书迟至1986年方才由中华书局出版。北京之旅获得了大量学术信息，也结识了许多优秀的师友，可以说是我学术生涯的一个新起点。但是，对刚刚走上学术正道的我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1964年，因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评论李秀成功过的文章，遭到“重点”批判。不许参加学术讨论，不许发表文章，不许为自己申辩，这“三不”批判让我领会到“学术领域内阶级斗争”的厉害。批斗之苦一直延续到“文革”期间，更为痛苦的是学术研究就此停顿长达十年以上。

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前不久，我才重操旧业，与林增平先生等学者一起撰写《辛亥革命史》。这部一百二十万字的著作在1981年全部出齐，作为第一部研究辛亥革命综论性的大型专著，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赞誉，被称为最能体现当时中国辛亥革命研究的观点、方法、水平的权威性著作。不过，如是从学术史的角度言，这本书只能说是辛亥革命研究一个新的起点，不足与疏漏之处仍多。对我个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新起点。长期受到困压的学术激情突然喷涌而出，我相继出版了《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等专著，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一系列论文，对辛亥革命研究中的问题与方法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观点，也得到中外学界的积极回应。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我一生之中精力最为旺盛而成果也最多的时期。虽然后来研究兴趣有所转换，但是辛亥革命研究可以说一直贯穿于我的整个学术生涯之中。作为一个“老革命”，虽然没能扛枪上战场，也算是研究了一辈子“革命”。

辛亥革命的学术内涵显然不能用政治标准加以研判，我对于当时过于教条式的研究很不满意。提出要认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加强对社会环境、社会心理、社会群体及社会阶层的研究，将“阶级”、“革命”等分析概念具体化，在综合和专题研究中努力上下延伸和横向贯通。在人物和事件都是社会运动的产物，复杂的社会运行并非按单一规则而进行，也并非相互孤立。所以不仅要注意人们历史活动背后的政治、经济动因，也要注意到其它社会诸因素以至某些自然条件对于历史发展的影响，即历史传统、文化因素、民众心理等多方面的影响。在这个基础上，我提出 “社会历史土壤学”的构想。

这些倡议分别得到一些年青学者的实践，曾经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攻读过硕士、博士学位课程的新一代学者都曾经先后从事过社会群体研究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例如，马敏、朱英对于苏州商会以及绅商的研究；虞和平对于商会的总体研究；桑兵对于清末学堂与学生的研究；赵军对于日本大陆浪人群体的研究；王奇生对于民国县以下官吏群体的研究等，对于相关的学术领域及个人的学术成长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到2000年，我主持编写的《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大体上是对这一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在这一时期内，我也曾侧重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加以研究，主张将比较的视角与历史社会土壤及文化心态结合起来，去理解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今次重版的《离异与回归——传统与近代关系试析》这本书，大体上可以反映出我对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的宏观审视，也可以说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工作的一个总结。

现在谈到教会大学史研究和南京大屠杀研究，不少学者说我有倡导之劳，其实进入这一领域，既有必然，也有机缘。研究历史的人似乎不应多谈“宿命”，但这两个主题确实都与我在金陵大学求学有关，其间巧合之处甚多。金陵大学是基督教外国差会在华设立的大学之一，而与南京大屠杀研究紧密相关的“贝德士文献”的主人翁是我在金大的老师，他本人就是美国传教士。1984年，我出乎意外被任命为华中师范学院的院长（次年改为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开始了六年的校务行政生涯。大学校长责重事繁，很难设想在学术上大有作为。不料1985年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刘子健教授突然来访，建议两校合作推动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1989年6月在华中师大举办的第一次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研讨会，被中外学界认为是这个领域的一块里程碑。我想，如果没有子健的来访，我是不会主动选择教会大学史研究作为主攻方向的。

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情况也是一样，其实最初主要是南京的学者从事此项工作，我虽然关心但却无力顾及。1988年暑假，我应邀到纽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难得上级领导慷慨给我一个月学术休假。我利用这难得的时机，前往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查阅中国教会大学史历史档案，却在无意中发现“贝德士文献”，其中包含大量南京大屠杀原始档案文献。但当时校务极为繁重，只能心向往之，唯留牵挂。直至1990年卸任校长职务，再访耶鲁，才如“故友重逢”一般，系统阅览了总量达1000余卷的贝德士档案文献，并将南京陷落时任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和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发起者与负责人的贝德士对日军罪行的实录与报道进行了系统整理。在此基础上，先后写成《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和《天理难容——美国传教眼中的南京大屠杀》等著作。其时，正值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历史真相的言论和行动不断升级，这些著作为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提供了无可辩驳的铁证，出版以后就受到广泛的国际关注。对于个人来说，我做这些主要是出于历史学家的良知和责任感，并没有任何应时应景的想法，何况1997年以前有的书在出版时还得不到应有的理解与支持。

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的收藏，更为丰富的是中国教会大学档案全宗。对教会大学，我在金陵大学时就有切身的感受。在出国以后，才了解到西方学界对于在华教会大学的研究十分重视，约在20世纪在50年代即已起步。但在国内，因长期受“左”的思潮影响，教会大学史研究一直是学术禁区，内地学者对此鲜有涉足，这对于研究近代中国教育的演变是个缺陷。我觉得中国也有开展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有利条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不断呼吁加强对教会大学史的研究，并与美国鲁斯基金会和普林斯顿大学合作，连续召开了多次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讨论会。1994年，在华中师大成立了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自国外征集并购进大批原始文献资料，规划研究项目，团聚研究力量，与海外学者广泛交流，到现在可以说初有所成，教会大学史已经成为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新兴领域。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有幸成为对外学术交流的先行者，衷心希望能够将中国的学术成果推广到世界，也将世界史学的精华引入到中国，因为开放的学术体系才更有利于中国学术的创新。我也常自认为是一座桥梁，努力促进沟通东西文化，增进相互了解，共同繁荣学术。兹事体大，困难较多，欣慰的是自己多少做了一些富有成效的工作。从“北美萍踪”、“韩日纪行”到“台港情缘”(《章开沅的老照片》标题语)，讲学访友，辩难析理，虽有艰辛，但也乐在其中。眼见辛亥革命史研究跨越海峡两岸，南京大屠杀研究得到日本正直善良之士与世界各国进步力量的认可，教会大学史研究也成为中外学术交流极为频繁的载体，旅居的孤寂，奔走的苦累，也都烟消云散。2001年，得海内外学术机构及师友的支持，成立了“章开沅东西方文化交流学术基金”，每年定期聘请海外著名学者来华讲学，举办暑期青年学者研讨班，也支持有关学者的研究项目，已经成为国际学术对话的一座平台。

史学研究曾经给我带来磨难，但更多地是给我带来快乐，个人命运与国家及社会的变迁实在是密不可分，以研究历史为业者，理应读懂自己生存的时代。历史学家可以给历史以多种解释，却不能背离时间已经划过的轨迹；历史学家首先应该尊重历史真相，更不可外在于自己的时代。我历来提倡学者要保持独立的品格，“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以探真求实的精神和堪留后世的学术精品来丰富民族的文化；我也提倡参与的史学，赞同历史学家参与现实生活，用史学研究来服务于社会的进步，让大众能够有了解历史真相、寻求历史智慧、熟知民族文化、理性认识社会的选择。

“独立之精神”与“史学之参与”并不矛盾，学者的参与正在于以独立客观的学术品格和学术成果去影响社会，如失却独立自由立场，也就失去其社会价值。我参与社会活动较多，经常应邀演讲。我的演讲也比较受欢迎，当然也有人不欢迎，因为我常常会唱一些“反调”。快到2000年的时候，别人欢天喜地迎接新世纪，我泼冷水说新世纪只是一个时间区划而已，“善亦俱进，恶亦俱进”，1900年就没有什么祥和美满；别人大讲“文化创新”，大拆大建，我偏偏又来讲“守旧”，不守旧无以创新。不过，观众的反映说明我这个学者的声音还是受到重视的，也是他们需要的。在学术和社会的层面上，面对许多的“现代病”，历史学家不应该保持沉默，更不应该无所作为，可以与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方方面面科技专家中的有识之士一起，共同纠正现今人类文明的缺失。

史学及史学家的价值固然有待于社会去“发现”，但是否具有发现的价值、如何发现仍取决于史学家本身。今日之史学虽然不是显学，但即使相较于以往的任何时期，其“行业规模”已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年产生的史学作品更是难以数计。但在不良学风影响下，不注重发掘、运用原始史料的浮躁之风也日益显现。我比较注重研究视角的创新，也不排除运用社会科学理论来阐释历史现象，但一直将实证作为史学研究的基石，这是最基本的方法，也是最基本的态度，失去客观实证的研究必然经不起时间的检验，也失去其长久的价值。

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独立的品格，史学的可贵品格首推诚实，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求实存真”，离开了实与真，史学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实证是历史学的基础，也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不管历史哲学、史学观念、研究方法如何更新，实证总归是史学研究的根本。所谓“返朴求真”，正是在尊重本真的想法上，我在近几年提倡“原生态”史学的概念，在学界也产生了一些反响。“原生态”本是用来指事物的原始生存状态或生活状态，是事物最纯最真的一面，最初是艺术工作者提倡艺术的原生态，即艺术家们应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发掘、整理原汁原味的民歌、民舞、民谣，以期为艺术的创新和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我将这个流行词借用到历史研究中来，首先是想强调历史资料的原始性、完整性对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史论须由史料中来，一些重要的史料必须读原文、读原本，必须知道这些材料是从何而来、背景如何。即便是最原始的资料，也是当时的人对于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经过整理及文字加工后的记载，而这一过程掺杂了较多的主观成分，不同的人因价值观的不同、立场的不同对同一事件可能就会有不同的记载与评价，因而历史研究工作者们在运用史料时，必须要经过反复的比对与考证，才能使重构起来的历史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面目。

走近历史的“原生态”的另一个方面便是重视解释、追寻研究对象的原生态，即尽可能的不作不着边际的评论，不带任何偏见，保持价值中立，既抱理解之同情，亦抱客观之态度，因为历史研究的本身首先是求真，历史的真实就是历史对象的原生态。史学研究包括史学的解释层面，在不同之时代及不同之视角，对于历史的诠释都会有所不同。“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沟通古今，比对中西，资治考源，历史认识存在多个层面，判断标准也并非惟一。借助于不同的学科方法、研究视角，来剖析历史对象，获取更可能立体、全面的历史影像，也是原生态史学的应有之义。不过在强调方法创新、模式创新的时候，也要警惕“范式”的泛滥。在研究过程中，如动辄某某范式，反易使人的思想禁锢其中。探故求真，何其难哉!

啰啰嗦嗦说这么多，不是为了给自己立传，只是讲讲在史学研究之路上的些微体会。年青的学者看了，或许会有些感悟。在生活的角度讲，学术之路虽然孤寂，但追寻的过程却不简单。如以学者身份参与社会，做些于国于民有益的事情，则会有更多的曲折和精彩。

本书的编辑出版，全赖张磊先生鼓励推动。本丛书的几位作者都是老友旧识，可以说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因辛亥革命研究结缘，到今年刚好半个世纪，也恰逢辛亥百年纪念。写下这些话，也算是存下一份历史的记忆。本书的出版，还要感谢广东省中山市社科联的鼎力支持。

漫谈杂言，是为自序。

                              来源：《章开沅自选集》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