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必有大思潮。广义地说,近代中国整体上就是一个文明内新和转型的大时代,这个时代的大思潮包括活跃纵贯于各阶段的“常”、“变”之争,“主义”、“路线”之争。狭义地说,世纪之交的辛亥革命时期,乃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里面的大时代。因为这个时期侵略与反侵略的矛盾,卖国与反卖国的斗争,伴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而空前激化;中华民族是上升还是沉沦的课题,挽救国运是凭血气 还是凭智慧的选择,伴随着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的失 败而空前凸显。在这样的时代,革命 民主思潮的勃兴,顺乎情,合乎理。
章先生在广义的大时代思潮方面,很早就开始进行研究。“文革”前的《试论中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甲午战争前的维新思维》就专门讨论了“同光中兴”时期在边疆危机、洋务新政、民族资本主义成长等环境下促成的进步知识分子维新思想,对于他们批评传统轻商观念首重发展工商业,对于他们随之主张议会制度来保障工商业而产生的民主意识,给予了足够的评价。不过章先生考察近代思想史的重点,还是具体放在狭义的大时代思潮方面。其《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场大论战》出版于“文革”时期,在当时极不正常的学术氛围中,仍最大限度地坚持自己唯实的学术探索。“文革”结束后,思想禁锢打破了,更有条件继续拓展这一研究。正好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章先生主要聚焦辛亥革命整体研究,自然会扩大和深化考察此一时期的社会思潮。
章先生对辛亥时期社会思潮的研究,大致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个方面是此际社会思潮的形成过程和特征。1905年在辛亥社会思潮的形成中具有界标的意义,已成学界“定论”。章先生经过研究,发现1905年的界标意义其实是建立在1903年界标意义之上的,“癸卯年(1903年)是中国进步思想界空前活跃起来的一年”,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新觉醒至关重要。章先生指出,这一年“经过‘拒法’、‘拒俄’和《苏报》案三次斗争,人们迅速加快了政治觉醒,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我国边疆,反对清朝政府出卖领土主权,进而直接反对清朝政府自身”;文明排外观念勃兴;“民权革命的思想仿佛清新的春风一样吹拂着祖国的大地”。1905年革命民主思潮的兴盛,正是这些新觉醒合乎逻辑的发展。“过去,我们比较注意1905年以后《民报》与《新民丛报》之间的论战,却不免忽略了1903年国内革命知识分子与维新派的诀别以及对保皇派的批判,也没有明确肯定1905年以后大论战中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在1903年已经全部被提出,这样就不可能更为全面地把握20世纪初年中国思想界演变进程的内在联系。
章先生不仅在辛亥思潮的界标问题上提出新见,在思潮策源地问题上也独具慧眼。后一方面,以往学界重点关注的是中国留日学生的思想运动及其对国内的辐射,不太留心国内自发的思想运动。章先生研究发现,1903年勃兴的辛亥时期社会思潮,起点就在国内,而且江浙地区就是“20世纪初年国内革命思潮最为重要的策源地”,其作用比之中国留日学生毫不逊色。他们创办刊物、举办新式教育、鼓动学潮,“不仅直接为1904年各地革命小团体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而且也为以后同盟会的建立创造着条件”。
关于辛亥时期社会思潮的内涵,章先生的研究揭示出三重特征。一是对呼啸而来的新世纪有敏锐明确的判断,充分认识到那是一个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时代,在此时代中国民族危机将更趋严重,但同时他们深信中国将经得起危机的考验,并将趋向于进步。二是对苦难祖国有痛切的认识和剀切的态度,他们爱之深,责之切,一面揭露民族弱点,一面灌注时代精神。三是爱国意识与爱乡意识紧密结合,主张爱国自爱乡始、从治乡走向治国,既激励乡民献身祖国,也提出破除省界共救时难。这种浓厚的乡情意识不仅是怀乡之思的自然流露,而且是新的民族觉醒的表现。
第二个方面是辛亥人物的国魂呼唤和陶铸。章先生以历史学家的睿智眼光捕捉到辛亥时期社会思潮中一些特有的关键词,“国魂”即其中之一。
辛亥革命时期的国魂呼唤荡气回肠。章先生指出,这有其必然性,“它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相激化的产物,是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迫切需要”,因为“革命不仅需要刀剑,而且更需要精神;御侮不仅需要枪炮,而且更需要国魂”。事实上,“在革命风暴到来的前夕,国魂问题的郑重提出,是近代中国民族运动发展到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一个表征,它标志着中国人民
的爱国主义觉悟达到了新的水平”。以灵魂比喻民族精神在中国具有悠久传统,但辛亥志士的国魂讴歌不同于以往,而注入了时代内涵:一则吸收了戊戌时期以来改良派已经提出的“民力、民智、民德”等近代国民精神,一则将这种精神与改良派所力图避免的革命道路和共和国方案结合起来。这就使国魂有了新旧之分。“旧魂,在他们看来,包括奴隶魂、仆妾魂、囚虏魂、倡优魂、饿殍待毙奄奄一息之魂、犬马豢养摇尾乞食之魂……总之,无非是反映着已经结成反动文化同盟的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新魂,在他们看来,包括山海魂(探险精神)、军人魂(勇武 精神)、游侠魂 (重然诺,轻生死)、社会魂(经济革命)、魔鬼魂(秘密运动)……总之,是为振兴中华所必需的进取、革新、勇敢精神”。世纪之交呼唤的国魂实质在于摒弃旧魂,张扬新魂。
章先生将时人所谓新国魂的基本精神归结为民族主义,揭示出这种民族主义不是义和团式的,而是既不笼统排外,也与专制不相容的新型民族主义。对于时人铸国魂之法,章先生总结为:结合时代潮流和世界全局激发使命感和紧迫感;用寻根式的方法标榜华夏胤裔炎黄子孙以激发民族感情;发掘中华民族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来激发民族自信和自豪,增进国民爱国的热肠;把爱乡作为爱国的起点。这就反映出思想精英们将自己取得的社会认知落实到国民觉悟中去的努力。
第三个方面 是“排满”思想的本质与局限。“排满”是“国魂”之外章先生捕捉到的另一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在之前已经被学界注意,并且做过不少评断。章先生的新贡献,是结合客观的历史条件,观察这一口号在当时的不同面相,更有说服力地重新论定了“排满”的精神内涵。
针对国内外学术界将“排满”笼统贬之为种族主义的倾向,章先生提出,认识“排满”,要看到它是近代中国整体民族运动新阶段的重要表征。世界民族运动有三种形式:西欧民族国家形成过程即民族形成过程;东欧民族国家形成后内部发生被压迫民族反对压迫民族的民族运动;非欧洲地区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反对殖民压迫的民族运动。中国属于第三种。近代中国一切民族战争、农民起义、政治革新、企业兴办、改良运动与革命斗争,都是中国民族运动的组成部分。近代中国民族运动面临的殖民主义是以年深日久的封建主义作为社会基础的,“排满”应在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求得合理的解释。
章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1900年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分界线,在此之前以农民为主体,比较活跃的力量是开明地主阶级和士大夫;之后农民仍为主要社会基础,但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最活跃的力量。在一切改良方案都破产了、一切善良愿望都遭到冷酷的践踏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认识到只有推翻“洋人的朝廷”,中国才会复苏生机。资产阶级革命派借久已有之的“排满”旗帜点燃人民推翻清廷的热情,但“排满”的内涵已经与昔日“反清复明”有本质区别,染上了新时代的色彩和图案。革命志士所提出的“排满”口号,一开始就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标,与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价值观念连接在一起,是穿戴古人衣冠扮演近代角色。“排满”反对的不仅是清廷的统治,而且也是清廷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之所以采取“排满”而非“排外”,是策略的需要。资产阶级革命派无非是“以排满为名”,而行“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之实。
以上观点在章先生的 《“排满 ”与 民族运动》一文中得到系统发挥,实际上在这一论述中已经将“排满”的精神本质比较充分地揭示出来了,因而也成功地扭转了“排满”在历史词典上的颜色和地位。但历史学家的研究,从不囿于为历史角色翻案或进行表彰,章先生在阐明“排满”进步内涵的同时,也不放过对其政治文化等方面弱点的剖析。他在《“排满”与民主运动》一文中指出,“反满”有效地鼓动了革命,却留下了长期的后遗症。这个口号以民族主义取代皇权主义作为革命的精神纽带是合理的,但由于袭用了夏夷之辨的形式,且夹杂着一些陈旧宗法观念,冲淡甚至压倒了必要的民主启蒙教育。革命者固然自始倡导民主主义,但要么由于他们内心旧传统积淀较深,或者担心自由民主妨碍革命纪律;要么由于为了民族革命,他们与改良派陷于内耗抵消了彼此在民主启蒙上的努力,国民中的民主主义文化心理结构始终没有建立起来。这也成为“五四”及以后民主与科学声浪反复高涨的原因所在。
章先生对历史运动中的思想角色做出了平实的估量。文中多处提到,辛亥思想精英过分看重知识分子的力量而忽略了社会群众,过分看重思想的作用而忽略了经济和社会因素,后来革命的失败跟这种认识的片面性多少有些关系。但同时,章先生也不同意看低精英的力量和思想作用,强调新知识界的思想努力,“与那些枪林弹雨、血肉横飞的壮烈场面相比较,可能并不怎么倾动宇内。但正是通过他们长年累月的辛勤劳动,涓涓细流逐渐汇合成长江大河,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新觉醒中也凝聚着这些志士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