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也是张舜徽先生百岁寿辰。真所谓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往事并非如烟，思念依然绵绵。
一、良师
余生也晚，与舜徽先生初识，是在1950年。那时，中原大学刚刚分设政法、教育、文艺等学院。我们教育学院暂时利用千家街校区，只有政治、教育、历史、俄语4个系，领导与教员绝大多数都是从原中原解放区来武汉的所谓“南下干部”。根据中央方针，中原大学开始从干部培训向综合性正规大学转型，但是教师队伍却严重欠缺，所以听说张舜徽教授即将前来任教，大家真是求贤若渴，喜出望外。
舜徽先生是“组织分配”来的。因为他此前曾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班学习，已经过初步“思想改造”，所以我们认为他不同于旧大学留用人员。他来教育学院报到以后，是我经手帮他安置在政治研究室那栋二层小楼楼上西侧，至少在我心目中他已经进入新型人民教师队伍。由于家眷未来，他的政治学习、工作与生活，都与我们这些年轻人打成一片。
那几年政治运动不断，舜徽先生很难发挥自己的专长，所以我们也摸不清他学问的深浅，因为他的著作在新中国成立前正式出版的不算很多，而中大教育学院早期各系仍以中学政治、教育、历史等课在职教师短期培训为主，课堂上讲的都是基础知识，最注重的又是所谓立场、观点、方法。这些当然不是舜徽先生的长处，但他毕竟经过革命大学政治学习，不仅虚心改造，而且颇能顺应潮流。记得我们每天早上的政治学习是社会发展史，他结合中国文字流变阐明劳动创造世界，用毛笔端端正正书写学习心得，足足有厚厚的一大本。大家（包括王自申院长）看了都非常赞赏。
1951年暑假，我们随同中大教育学院与华中大学合并，而且迁入昙华林。但是一开始并没有直接转入教学正轨，而是全体师生都下乡参加土地改革。历史、教育、物理、数学等系分配到青山区13个乡，住处相当分散。我因为被留在土改大队部当秘书（分管宣传），整个土改期间都难以与舜徽先生见面。只是听说他工作积极，情绪甚好，能与群众打成一片。那时他才40岁，一向又勤劳耐苦，自然有良好表现。土改结束以后，回校复课，他主讲《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并开风气之先，因此在校内外逐渐赢得好评。但1952年教学并非学校工作中心，思想改造运动才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不知道什么原因，思想改造中，我被分配到地理系，与历史系反而隔开了。当时历史系教师分别来自几个学校，彼此都不大熟悉，反而不如地理系是清一色“老华大”，共事已久，相知较深，气氛也比较和谐。听说历史系有的学生比较过激，甚至把进步教授送子支边等感人事迹都说成是“自我表现”，加上校报和广播台任意点名批判，使得有些教授惶惶不安，气氛十分紧张。因为华中大学原来是外国教会办的，已被定性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堡垒”，原华大领导成为全校批判重点，而原华大教授（包括新中国成立前比较进步者）也就不同程度地受到牵累。舜徽先生是真正的“外来者”，加以已经有过“思想改造”的训练，比较容易适应这种环境，且历史清白，从未介入政治，遂得顺利过关。
总起来说，直到1957年为止，舜徽先生在校内还是较受重视的。因为他经过“革命大学”陶冶，而且是从“中大过来的”，被主要领导看作“自己人”。杨东莼院长对他极为重视，亲自介绍他参加民主促进会。他教学效果特好，在校内外已是有口皆碑。特别是1956年“向科学进军”，他那些厚积薄发的学术佳著连续出版，《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后经修订再版改名《中国古代史籍举要》），更成为风行全国的大学教科书，大大提高了他在学术界的知名度。
当时，华师历史系的教师来自四面八方，但真正堪称名师者甚少。钱基博先生年事已高，深居简出，与外界接触极少，所以舜徽先生理所当然地成为学术上的一面旗帜。“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我虽然不是他的入门弟子，又从事不同学科，但经常有缘随侍左右，先生为我释疑解惑，使我获益匪浅。特别是他那种恢弘渊博的学术气象，深深地感染了我。就连他凌晨即起勤奋治学的生活规律，也成为我终生难变的习惯。
但是树大招风，这面旗帜为时不久就被变成“白色”。
在1958年那样“火红的岁月”，“教育革命”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舜徽先生又理所当然地成为全系乃至全校的最大白旗。1957年冬天，我已奉命前往当阳草埠湖农场“劳动锻炼”，每天早出晚归在大田劳动，后来又不分昼夜巡堤抢险、大炼钢铁，根本不知道校园内如何风云变幻。后来还是历史系革命师生担心我受不到“群众教育”，逃避“接触灵魂”，把针对我的大字报油印编辑成册，名曰《西瓜集》，厚厚一大本，我这才领略到这次批判比思想改造的批判火力更为猛烈，“上纲上线”也更为狠毒。舜徽先生在校园中成为革命大批判的围攻焦点，其处境困难与内心痛苦可想而知。“人生何处不相逢。”他原来在西北讲学，我原来在南京读书，是革命把我们汇聚在一起。我们同属“中原人”，成为较受组织信任的“革命动力”，可是1957年以后渐行渐远，逐步滑向“革命对象”，他是“大白旗”，我是“小白旗”，形影相随，遂成难友。
在我的记忆中，1961年至1963年，知识精英们曾经过了一两年比较舒坦的日子。周恩来、陈毅等为提高知识分子社会地位曾经做过许多工作，“双百方针”郑重重申，提倡实事求是学风并促进学术争鸣，高级知识分子在物资那样匮乏的岁月，生活上也得到特殊的照顾，还可以开什么放言无忌的“神仙会”，即所谓“白天出气，晚上看戏”是也。许多老知识分子志气发舒，文思泉涌，舜徽先生的许多佳作都是在这些年付梓问世的。但是他的心情并非十分舒畅，因为1956年学术职称评审时确实吃亏，只定为四级。但当时他没有什么意见，一则是师范院校三级以上教授定额较少，二则是他的著作多半是在1956年以后陆续出版，三则是王自申院长很会做工作，经常告诫我们“中大人”：“你们应该顾全大局，以新的更为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因为你们是经过革命洗礼的。”由于被共产党当作“自己人”，当时确实有个别老先生放弃了新中国成立前的教授职称。为了“顾全大局”，舜徽先生也就不屑于计较教授级别了。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教授因级别而产生的待遇差别实在太大，只有三级以上才能享受真正的所谓“高干待遇”。舜徽先生的教学与科研水平，早已超过许多三级甚至二级教授水平，但仍然多年稳定在四级不动。大家都为之抱不平，他终于直接向省委主要领导上书陈情。省委与学院都非常重视，当时我正好被杨东莼院长借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协助征集北洋史料，刘介愚书记遂委托我设法了解北京学界高层人士对舜徽先生的评价。我平常见生人就脸红，哪有此种能耐，主要是靠东莼先生个别征询陈垣等学术大老的意见。舜徽早年曾在北京“游学”，经常请教相关前辈，所以他们对这位自学成才的后起之秀早已了解甚深。东老与陈垣等都很直率地发表了意见，既充分肯定舜徽先生的学术成就，同时也有若干诚恳的劝勉。我及时向学校党委汇报，经过相应手续，舜徽先生终于提升为三级教授，我们都为自己的前辈高兴。那时候的人都很务实，本来也未尝不可以争个二级，但能评上三级也就心满意足了。
不过知识精英们的舒坦岁月很快就结束了，早在1962年，已经敲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钟，1963年就见诸行动，雷厉风行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与农村暴风骤雨阶级斗争相伴随的，则是各个人文学科的所谓“学术讨论”，实则有“讨”无“论”，一个又一个学术界的头面人物被揪出来，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言人加以讨伐。1964年开展的有关李秀成评价问题的讨论，不仅把罗尔纲先生，而且连我们这些年轻学者都成为“重点批判”对象。舜徽先生的文献学幸好离现实很远，总算还暂时保留一片净土，让他继续潜心从事自己的名山事业。
但不过一年多，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舜徽先生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仍然未能幸免于这长达10年的民族巨大灾难。
二、难友
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是以武汉大学批判“三家村”开始的，而华师则以批判陶军为起点，不过这好像都是省委内定的，照搬“北京模式”，与其说是群众运动，不如说是“运动群众”。但省委派到各校的工作组连同其操纵的革委会很快就被“砸烂”了，代之而起的是各派造反组织的群众专政，武斗与批判随之急剧升级。校系两级主要领导都被定位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舜徽先生与我则成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成为全校性的批斗对象。用当时的历史话语来说，张先生作为权威是当之无愧，而我却真正是受之有愧，不仅学术水平太低，连职称也不够格（高教七级讲师）。所以在全校批斗大会上，给的黑牌上改写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邓黑干将”。前半截是泛指，倒也无可挑剔，后半截则是过分抬举了我。历史系学生人数不多，善于“文斗”，不擅“武斗”，这是我们“牛棚”难友们的运气。本系造反派除按过我们的头，让我们坐“喷气式飞机”以外，基本上未动手打人。张先生听说曾被打过两巴掌，但那是总务处的个别职工，全校有名的打手，对舜徽先生也够客气的了。同时，他和我的工资都被扣发，存款亦被冻结。我没有什么存款，他比较多，因为稿费多。我每月工资100元，扣60元，只发40元生活费。他被扣更多，子女又多，生活自然十分困难。当然“文革”后被扣工资都归还了。
“文革”初期，批判烽火比较集中于舜徽先生，因为他的目标确实太大。但历史系的红卫兵比较理性，惯于思考。也可能是由于在北京串连，看过与我关系比较密切的人民大学、中华书局等单位的大字报，经商讨认定张舜徽先生是死老虎，章开沅是活老虎；前者经过1958年“教育革命”早已批倒，后者则是中宣部黑线在桂子山的代理人，至今尚未显露原形。因此大批判的火力转而集中于我。湖北省社科界还成立了“批判章开沅联络站”，校园内的“批章”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相形之下，舜徽先生倒是显得被冷落了。他本来与我们同居“牛棚”，稍后被允许晚上可以回家。再往后连“批章”也难以为继，及至工宣队入驻，经过一段时间集中斗批改以后，全校（包括历史系）教工一分为三，一小部分留在桂子山坚持“革命”，大部分被分别安排到大冶和京山“劳动锻炼”，而这三部分名义上都是斗、批、改，其实是虚有其表的斗、批、改，无非是上传下达、例行公事而已。正是在这样特殊的状况下，舜徽先生又有幸留在武汉，虽说已被逐出原有住房，但毕竟得以在那澡堂改造、阴暗潮湿的书房里独自伏案写作《说文解字约注》，深思熟虑、一丝不苟，据说毛笔都写秃50多支。
1986年山东大学王仲荦先生来汉讲学，偶感风寒，住武汉陆军总医院就医，我赶紧前往探视。他当时精神尚好，心态也非常平和，起床坐在沙发上（非如外间所说“在病榻上”）娓娓叙谈太炎先生家事及其全集出版状况。临别时特别提到1983年《说文解字约注》的出版，他曾对中州书画社极力推荐，并且充分肯定舜徽先生的勤奋与成就。其实仲荦先生在“文革”期间，因不满校园各种乱象，长期拒不下楼，其倔强性格也曾传为美谈。这些老辈学者已经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中国固有文化，并且经由中国固有文化的涵泳，形成自己的品格与灵魂。他们与“文革”格格不入，并且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守望和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精粹的绵延。仲荦先生60年代初与我在中华书局结识，以后成为忘年交，对我的教诲、关怀、提携一如舜徽先生。但没想到这竟成为最后的诀别，他回山东不过十几天就去世了。
三、芳邻
昙华林校园较小，教工宿舍容纳有限，50年代初我们原“中大人”的家属多半是就近租房居住，租金由学校支付（供给制，自己无钱可付）。舜徽先生家属来后，由于子女较多，街道上没有适当房屋可租。幸好师母在昙华林小学任教，遂由该校提供简易平房两间，全家挤在一起。师母贤惠勤劳，把房间布置得井井有条。虽然没有专用的书房，倒也窗明几净，孩子们上学与就寝后，舜徽先生依然可以潜心治学。屋旁还有闲地，师母课余种菜，先生抱瓮灌园，瓜棚豆架，自给有余，不时还送鲜菜给邻里尝新，别有一番家庭情趣，羡煞我们这些“王老五”。
我与舜徽先生来往虽多，但真正成为邻居还是在“文革”以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教育部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拨给华师30万元专款在桂子山上西区盖了一栋四层楼房。有两个门栋，东头主要住校级领导，西头住资深教授，也有个别革命工龄特长的党政干部。舜徽先生等知名教授都住进新楼，只有我这个刚提升的资历最浅的教授，也破格住了进来。舜徽先生住二楼。我家正好在其上顶楼。这栋楼虽然简易粗糙，但是有四室一厅，浴室、厨房俱全，已是当时全院最好的宿舍。我家自“文革”以来长期苦于住处逼仄，有段时间两个女儿共享一张饭桌写作与学习，妻子只能打游击。书籍的处境更差，多半只能置于柜顶床下。舜徽先生的藏书最多，其困苦当然更甚于我。经过此次搬迁，人书都得以意气发舒，各自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书房，这才有舜徽先生学术生涯最后那10多年的晚霞满天。
舜徽先生一家都是睦邻模范，孩子们轻言细语、彬彬有礼，师母关心年轻同事，经常介绍家常生活经验，不时还送味美泡菜并传授如何制作。舜徽先生每有新著问世，必定用报纸包好送来。他赠书的特点是从来不在书上写字，而是把敬语端端正正写在纸条上夹于书中，用意是受赠者如果用不着还可以转送给别人。后来我看到许多日本老派学者也是这样做法，不像我们赠书总是在扉页大笔一挥，仿佛非要别人接受不可。我们轻易不敢打扰前辈，偶尔到他书房请教，那真是一座小图书馆，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许多珍贵善本都有自己一段来历，从本地藏书家借来的贵重典籍，更是视若拱壁，精心保护。“文革”前有一两年我在北京常到“行老”（章士钊）家拜访，他的藏书更多，足足有两间大房摆满书架，但那主要是靠太炎先生的侄女帮忙经管。舜徽先生完全是靠自己陈列、保洁乃至定期养护，虽然辛苦也是乐趣。读书、爱书、敬书、护书，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完整的读书人，我从他那里懂得了什么叫做“嗜书如命”。
舜徽先生举手投足都是中规中矩，非常文静儒雅，但却具有鲜明的个性与勇于开创的胆识。在我的记忆中，他在1963年将旧作《广校雠略》在中华书局增订出版，已经在北京老辈学者中引起若干议论，后来又首先倡言“中国文献学”，更面临众多非议。但他毫不动摇，直抒己见，并且用自己的学术成果来回应那些反对意见，最终还是赢得了学界的普遍认可。学位制度恢复后，由于中国近现代史是个年轻学科，我又没多少学术积累，所以不敢申报博士点。也是他老马识途，带头申报，并且鼓励我申报，这样才为华师历史学科争取了两个首批博士点。说来惭愧，平时我还真是缺少这样带头冲刺的勇气。
他是自己苦学成才，所以也很同情爱护那些自学成才的后辈。例如程涛平，就没有读过什么正规大学，主要靠自己刻苦钻研在楚史研究方面脱颖而出。他报考华师文献所研究生，我因以前与他同在《历史研究》获奖，曾略为介绍相关情况，舜徽先生非常欣赏，慨然允许报考并最终录取。事实证明，程涛平不仅在楚文化研究，而且在武汉相关历史文化景点的营造方面都作出重大贡献。
还有一个唐文权，原来在苏州中学教书，只有大专学历，也是靠自己苦学，在章太炎研究方面颇有成绩。他愿意离开世代定居的秀美姑苏前来从我共同治学，却受阻于教育厅“没有大学毕业证书”的门槛。正好1983年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到历史系看望舜徽先生与我，并且很诚恳地问我们有什么为难的事情需要他帮忙。我立刻提出唐文权的调动问题，并且说：“我这个博导也只有一张初中文凭。”因为以前两次被开除，1948年在金陵大学又为去解放区而辍学。舜徽先生怒形于色：“不应过分强调学历证书，我连小学毕业证书都没有呢！”司长为之动容，答应代为向教育厅转达这个意见。教育厅很快就发出商调函，唐文权如愿来到我们历史研究所，并且由于学术成果优异，没有几年就从讲师提升为副教授、教授，在国内外学术界备受赞赏。
最近，我看到舜徽先生的西北挚友冯国瑞（仲翔）《绛花楼诗集》，内有《送张舜徽教授南归》，写于1946年先生离别兰州之际。诗云：“世谁尊朴学，子独厌虚声。九畹滋沅澧，三苍力抗衡。危言宁岂废，漫夜有独行。张翰秋风感，临歧话后盟。”两位好友，一别近20年，由于冯氏早逝，“后盟”终未实现，但此诗却早已为舜徽先生的一生做了最好的概括。这才是真正的知己！
本文原刊：《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