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章开沅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历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后改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他在中国近代史领域长期耕耘，对晚清历史、辛亥革命和近代教会大学等重大主题均有涉猎，并且都做出了有影响力的成果。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章开沅先生培养出的一批优秀学生，如今很多都成为学术界知名的中青年学者。
值章开沅先生90寿辰之际，私家历史选取先生在不同领域里的代表性论文，概述摘要，在敬佩先生学术成就的同时，学习和传承他不断探究历史的精神和深切的现实关怀。
管窥晚清党争：张謇的政治沉浮路
《翁张交谊与晚清政局》，《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晚清政坛中，占据权力中心的是以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为首的集团（即后党和淮系），而团结在傀儡光绪帝身边的臣僚们（即帝党）则幻想有朝一日取代后党掌握权力，以实现他们的政治主张。作为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不但是帝党的关键人物，而且是“清流”的前辈，地位很高。
张謇是清末状元，以兴办实业为人熟知。他是通州人，与翁同龢的家乡常熟隔江相望，很受翁的提携，他和翁同龢的交往，实际上就是向帝党逐步靠近的过程。起初，张謇在吴长庆手下作幕僚，帝党人士有意通过他拉拢与李鸿章不合的吴长庆等人。1894年，张謇最后一次赴京参加会试，翁同龢四处活动，帮助他成功中举。
随着清代边疆危机的加深，倾向于主战的张謇和帝党立场逐渐接近，在甲午战争期间，张謇参与到帝党要求罢免李鸿章、重新起用奕䜣的斗争。但是帝党毕竟实力弱小，更无法改变战败的结果，最终仍然只能坐视李鸿章求和签约。
帝党和维新派的结合，正是在甲午战败的形势下出现的。康有为等人主办《中外纪闻》、创立强学会的背后都有帝党人士支持，身在南方的张謇也和很多朋友一起加入上海的强学会。然而后党很快就在政治上对帝党人士进行打击，结果促进了维新派和帝党更快结合，推动了戊戌变法的展开，张謇也于1898年赶到了政潮汹涌的北京，和翁同龢一起积极参与策划变法。结果是，缺少实权、组织松散的帝党在后党的打击下迅速瓦解，翁同龢失势，张謇也无奈地离京南下，他们二人从此都退出了政治斗争的中心。
章开沅先生把翁同龢与张謇二人的交谊，放在晚清的历史大背景之下，折射出帝党后党之间的政治斗争。最初，张謇不过是“清流”外围的一个附和者，随着环境的改变，他的地位不断提高，逐渐接近了政治斗争的中心。而他们的失败，则说明帝党和维新派终究不是同路人，思想上仍然受封建文化支配的他们无力改变晚清的政局，在随后兴起的革命浪潮中成为其对立面。
学潮来了：江浙知识界如何“文明排外”？
《论一九〇三年江浙知识界的新觉醒》，《江汉论坛》1981年第3期
“如果说，东京留学生界是海外的革命策源地，那么江浙便是国内的革命策源地。”新式学堂里的青年学生是社会中最活跃的一支力量，1902年夏杭州养正书塾首先发生学潮，10月南洋公学200余名学生掀起退学风潮，这类运动很快在江浙地区的新式学堂蔓延开来。青年学生的热情和他们接受的新式教育结合，使他们自觉地肩负民族的希望，因此在他们身上很难看到从爱国到革命的一个转变，从1903年前后的舆论就可以发现学生们早已公然倡言排满革命。
同时，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和民族危机的加深，江浙地区的先进知识分子也成为民族运动的主要承担者，他们不但热情地宣传民族主义，而且把民族解放运动和推翻君主专制结合在一起。为了与过去义和团式的运动区别开来，他们不赞同逞一时之勇的义和团式的排外运动，对其中落后的思想观念有所批评，于是提出了“文明排外”来和“野蛮排外”区别开来。章开沅先生在本文中指出，过去我们认为“文明排外”是软弱的，但同时也要看到它比笼统的排外主义具有进步意义。
为更好地宣传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江浙知识界以乡土情感为纽带来唤醒群众的爱国热情，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开办学堂、创立报刊、组织政治团体，进行各种舆论工作，同时与东京留学生的思想遥相呼应。这些都为日后同盟会的成立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不过，章开沅先生也注意到，这一时期江浙知识界的新觉醒也有局限性：一些新式学堂的师生还因袭着封建文化的观念，与革命运动存在距离；传统的“乡谊”削弱了知识界的团结，地域观念甚至超过了国家观念；片面强调学生的作用，却忽略了发动下层群众的力量。
“排满”：卓有成效却遗留后患的革命动员
《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以“排满”宣传为实例》，《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5期
作为历史事件的辛亥革命从武昌首义始，至宣统退位、清朝覆灭，不过数月，一场革命何以进展如此迅速？以舆论宣传为核心的社会动员手段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与太平天国运动、维新变法运动都不相同，革命派以西方民族、民权思想为指导，通过报刊制造社会舆论，成效十分显著。章开沅先生认为，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东京—上海为轴心的革命舆论宣传阵地。
要为革命作动员，首先应该寻求一个多数人的“共识”，民族主义正符合这个需要。章开沅先生指出，民族主义针对知识水平较高的人群是理性宣传，但易流于说教，而针对未受教育的下层群众则是感性鼓动，却会导致盲目，因而为了联结理性和感性两个层面，“排满”就成为他们宣传的战斗目标。
革命党人在塑造黄帝形象、寻求汉族族源、集中目标攻击清政府等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舆论工作，并且让“排满”的宣传从属于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因而革命的目标不但是驱除满人，还要建立民主政体。但是，在革命不断高涨的时期，煽动民族仇恨的狂热宣传还是盖过了“排满”中理性诉求的一面，辛亥革命迅速胜利和民国的建立，与“排满”宣传有很大的联系。
“排满”的历史作用随着清朝灭亡而结束，但其中的严重缺陷——大汉族主义造成了很多不良影响。虽然在民国成立以后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口号，孙中山也主张“国族论”，但实际上回避了民族平等的问题，仍然没有摆脱大汉族主义的阴影，因而“排满”的消极作用不但没有绝迹，甚至影响到了1949年以后。
只争朝夕：近代中国如此渴望“赶超西方”
《辛亥革命与“只争朝夕”》，《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上册，中华书局1994年版
近代中西方之间的巨大差距和由此带来的严峻挑战，为有志赶超西方的仁人志士带来了一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历史紧迫感。鸦片战争之后，一些有识之士主张学习西方的“长技”，流露出要赶上西方的“惶急”，然而应者寥寥。直至洋务运动期间，反对革新的保守势力仍然非常强大。
甲午战争的失败，则使得历史紧迫感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高涨的变法呼声促成了维新运动的开展。章开沅先生认为，百日维新的失败，与康梁等人急于求成、在变法中犯下不少错误有关，而他们的这种心理正是历史紧迫感的驱使。当时虽然有人提出稳健而理性的改革措施，而时代的要求使它们难以得到广泛认可。
到了20世纪初，倡言革命的人以简易速成的办法进行宣传、建设组织，他们和立宪派的驳难更多是以意气之争代替理性讨论，武昌首义后，严复还为革命能否得到一个良好的结局深感忧虑，这类冷静公平的持论在当时还来不及引导人们深入思考，革命就已经蔓延全国了，被胜利冲昏头脑的革命党人在一知半解中接受了共和制度，又把革命的果实送给了袁世凯。
让位之后，孙中山急切地投身于民生主义，推出了庞大的铁路修筑计划。革命党人在革命前对人民做出的许诺太高，革命后人民的期望也太高，甚至不切实际，这种无形的压力显然是驱使孙中山做出如此激进计划的原因之一。
可见，民国建立以后，历史紧迫感不但没有消散，反而日益加深，从晚清时期害怕瓜分亡国到建设民生主义的急于求成，都是这一心态的延续和发展。
章开沅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梳理了辛亥革命前后，历史紧迫感的萌发、流变和延续。他既肯定了历史紧迫感的必要性和正面意义，更意识到由此产生的急于求成、缺乏思想准备等不良后果，通过揭示历史紧迫感在中国近代史上所造成的深刻影响，先生警醒我们实现目标乃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创造的曲折过程。
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为何以悲剧收场？
《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以贝德士文献（Bates ’ paper）为实证》，《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6年第1期
贝德士是一位美国的学者型传教士和社会活动家，他于1920年受教会派遣，往中国南京金陵大学任教，至1950年返美，在中国生活了整整三十年，他病逝后，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章开沅先生试图通过这些材料，以贝德士为个案，探究教会大学在近代中国的遭遇及个中原因。
在近代中国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很容易遭到抵制，但来华的传教士们发现可以通过学校和更多人接触，方便传教且不易受攻击，教会学校因此产生。但是在基督教内部，关于教会学校怎么办也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宗教教育才是教会学校的主要目的，过度投入世俗教育会削弱基督教的影响；贝德士等人则倾向于把“服务上帝”和“服务社会”结合起来，主张教会学校积极救援难民、建设福利事业、提高教育水平。事实证明，前者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虽然“服务社会”更易被周遭环境所接受，但作为手段的“服务社会”最终超过了作为目的的“服务上帝”，可以说这是教会大学悲剧结局的内在原因。
尽管如此，教会大学在中国还是面临着重重阻碍，近代中国常常把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转移到宗教上，教会大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贝德士等人又积极推动教会大学的本土化，希望融入中国的社会环境，而政府关于教会大学的规定更使得它们的民族特性进一步加强、宗教色彩继续减弱，政治的干预也往往被教会大学所容忍。抗战期间，迁往内地的教会大学在帮助伤兵和难民上做了很多工作，与整个中华民族同甘共苦，经过抗战，很少人再会把教会大学视作外国人的大学，教会大学基本实现了本土化。
可惜贝德士们没有想到，本土化也就意味着政治化，而近代中国的政治是排斥多元、意识形态一元导向的，1949年以前和以后均是如此，教会大学实现了本土化，就与其初衷越来越远。文章最后，章开沅先生在肯定教会大学为中国带来贡献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从事文明传播与交流事业的贝德士们和教会大学的肯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