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tian金报讯 图为：1990年章开沅在北京

图为：章老出席揭露南京大屠杀的图书出版发布会

图为：采访后记者与章老在华师合影

提 要

成长于战争年代的章开沅先生，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如今，84岁的章老依然壮怀激烈，谈古论今慷慨激昂。他学问“通古今之变”，为人勇担时代使命，被评为“荆楚社科名家”。近日，记者采访了章先生，近距离感受到这位大学者对国家和民族的一片赤诚之心。

“小鲁迅”讽喻校方遭退学

章开沅先生祖籍浙江吴兴，但其老家却在安徽芜湖青弋江畔。他最初进的小学在武昌胭脂路，1933年又回到芜湖，与哥哥、姐姐进入襄垣小学读书。学生时代的章开沅热爱写作，而且文风冷峻，赢得了“小鲁迅”的美誉。这大概与他小学时候的几位热爱文艺的老师有关，其中就有时任校长的张学诗和另一位语文老师冉先生。

少年儿童的可塑性很强，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章老对冉先生依然记忆犹新，此人对他的影响可见一斑。原来，就在他就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平津局势渐趋紧张，大批高校学生南下，或从事抗日救亡，或到南方转学就业。冉先生虽然讲授语文课，但他出的作文题目都很结合现实。如《致华北前线抗日将士书》之类，爱国救亡的热浪滚滚于课堂内外。

就在抗日战争爆发之际，章开沅小学毕业了。毕业典礼开始时，学校程主任指挥全体师生高唱当时流行电影《桃李劫》的主题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欢聚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救亡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增长。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大家热血沸腾，当年的一幕令他永生难忘。

抗日战争最终爆发，章开沅一家随难民潮进入四川，他们姊弟也被送到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在这里，作为沦陷区的学生，既可以得到“贷金”维持生活，又可免费继续升学，恰好解决了家庭经济困境。然而，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加强对学校的控制，学校气氛也逐渐紧张起来。

新任校长邵华是国民党中委，与当地军、警、宪、特均有联系。高一分部多次发生学潮，立刻成为他严加防范的目标。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原本循规蹈矩用功读书的章开沅，也在高一年级若干学生的影响下，常为他们的壁报撰写散文、漫画等。虽然“小鲁迅”写的画的都是校园里的所见所闻，但免不了对校方有所讽喻。终于，他被当众呵斥批判：“你要自由？什么地方自由？到莫斯科去！”学期结束后，“小鲁迅”章开沅被勒令退学了。

受刺激遂研究辛亥革命

章开沅遭遇退学后，曾读了不到一年的会计大专，积累若干中外经济学、经济史和货币学的知识。进入金陵大学后，虽然在历史系读书，但他并没打算将此作为研究方向。课余时间除阅读文学作品和其他社科书籍外，还参办了名叫“天南星”的进步学运墙报，所撰写的政治讽刺诗和政治评论颇受欢迎。“我那时候虽然有社会科学的兴趣，但却从没想过要研究历史。当时的志愿是当一名记者，特别是战地记者，觉得那才是充满挑战的够刺激的专业”，章老回忆往事笑着对记者说。但是1948年冬天，当他像千千万万个进步学生一样，辍学进入中原解放区的时候，这个梦想跨马佩刀、文武双全的“战地记者”，却被中原大学留在了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从此与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随着革命形势的改变，中原大学随军南下，并于1951年与华中大学合并。两年后学校正式改名为华中师范学院，章老便在该校历史系讲授一生。“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是带有浪漫色彩的理想主义者，确实心口如一地献身革命，革命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志愿。”包括他选择辛亥革命史作为研究重点，同样是出于现实需要。

1954年秋冬之交，当时民主德国（即东德）历史学家贝喜发博士专程前来武汉，搜集辛亥革命史料。外事部门邀请章开沅和武汉大学的两位教授出面接待，参加座谈的还有江炳灵、章裕昆和熊秉坤等武昌首义的风云人物。贝喜发博士来汉研究，让章开沅深受刺激：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搜集辛亥革命的史料，就在首义之地从事历史教学的我，为什么对辛亥革命史却漠不关心？

上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史是当时的研究热点，但章开沅从此下定决心把研究重点转移到辛亥革命方面。为了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章开沅决意在首义之地武汉举办一次学术讨论会。他的提议很快得到学校院、系的赞赏，并得到省委和中央的大力支持。1961年，这场全国性的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在汉隆重召开，这在建国初期的学术活动中实属创举。吴玉章、范文澜等著名学者与会，对武汉的学术地位和研究环境大有裨益。

不能忘却的南京大屠杀

不仅是历史学者，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连续向中国发动了三次大规模侵略战争：第一次侵占了中国台湾，第二次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历时8年的第三次侵华战争，仅南京大屠杀就残害我30万同胞。然而，当被侵略的中国宽容侵略者日本的时候，日本右翼势力却千方百计推卸战争责任，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这令历史学者章开沅义愤填膺，他立刻着手整理相关历史资料，并与海内外华人和国际友人携手行动起来。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那段历史，美国人贝德士就是亲历者之一。他于1897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纽瓦克，1920年获得牛津大学硕士学位后，受美国教会派遣来到中国教书。从此，他在南京金陵大学工作了整整30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金陵大学西迁至成都，贝德士以副校长名义全面负责留守校园，并且是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骨干与最后一任主席，在日军大屠杀期间做了大量保护与救济难民的工作，并留下了大量记录日军暴行的资料。

贝德士曾于1946年7月29日出席东京国际战罪法庭作证，以无可辩驳的确凿事实论证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但随后日本右翼势力否认罪行的举动，令章开沅和爱国华人警觉起来。1988年5月，他在赴美参加学术研讨会时，友人唐德刚、邵子平、吴天威等人建议成立对日索赔会，以民间活动作为政府对日外交的后盾，章开沅和另一位大陆学者李侃率先加入。

为了彻底揭穿日本人的谎言，章开沅于1991年7月至1992年3月，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对贝德士捐赠的私人文献整整研读了8个月，并复印了大量有关南京难民区和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档案，还有贝德士及其他参与救济人员的私人信函。索赔会的其他成员获知后，立即将资料带回纽约。199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章开沅根据资料写成《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湖北人民出版社）与《南京——1937年11月至1938年5月》（香港三联书店）两书，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死且不怕，有何不敢！”这是章开沅当时参加对日索赔会时说的话，为此再大困难他们也都承受了。1990年底的一天，索赔会决定在纽约远郊庄严寺举行一次会议。但冬季天黑得早，当时还正下着大雪，章开沅所乘车辆途中多次迷路。庄严寺在大山中，等找到路牌的时候，大雪封山陡滑难行。大家下车四顾荒野，不知何往，只好冒雪跌爬着向山里模糊的灯光前进。所幸遇到人家，被送到庄严寺附近的招待所。随后，其他会员也先后冒着风雪赶到，其中更有年逾古稀的老教授。他们当中好几个人来自东北，对国仇家恨记忆尤深，发誓为维护历史真实而不断努力！

能写剧本的历史学者

很多人知道章开沅爱好文学，但却不知道，章老年轻时候还写过影评和电影剧本，并受到著名导演郑君里的好评。那是1959年的秋天，当时章老刚从草埠湖农场劳动锻炼返校，正好赶上庆祝建国10周年的电影展。看了郑君里导演的《林则徐》后，他颇有感触，连夜写了一篇题为《傲霜花艳岭南枝》的影评。影评寄给《人民日报》后，很快就全文刊登，导演郑君里看后也非常欣赏。

令章开沅意想不到的是，他很快收到郑君里的来信，两人还从此建立了通信联络。他在信中希望郑导在《林则徐》之后，继续拍摄太平天国的影片。郑君里深感剧本的重要，恰好章开沅既研究太平天国史，又对电影感兴趣，遂来信嘱咐他尝试写作电影剧本。甚至在前往布拉格参加影展前夕，还来信叮嘱他抓紧写作。1960年春天，上海海燕电影厂第三创作集体给他来信，正式约写太平天国文学剧本。“那时候年轻气盛，不知道天高地厚”，章老回忆往事笑着对记者说。原来，虽然他时常写作影评，但毕竟对电影剧本还非常陌生。他临时找来夏衍等人的电影理论著作，又根据历史研究构筑故事情节。由于当时居住条件差，女儿才一岁多，只好躲到东湖边利用石桌石凳写作。经过一个多月时间，竟然写出厚厚一本初稿。电影厂收到剧本后回复说：场面很有气魄，优美如散文，但建议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方面进行修改。可惜他很快奉命筹办辛亥革命研讨会，电影梦由此中断。

但章老的写作梦却从未中断，他既是学问大家，也是文章高手。有人曾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有三个写作大师，或曰写作高手，这就是陈旭麓先生、李时岳先生和章开沅先生。”章老曾与著名作家徐迟交谈，后者告诉他：“你们历史学界不注意文采，写的东西读不下去。”他听完后觉得批评很中肯，常以此劝告中青年学者要注意文字的刻苦锻炼。

采访结束前，章老再次大声疾呼：当前重理轻文的学科现状，已经引发众多恶劣后果，亟需引起重视并做出调整，重建人文价值体系。科技发展创造了灿烂物质文明，但由于长期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文化，人们被金钱物欲迷失本性，破坏环境、吸毒犯罪、拜金主义和损人利己等行为迅速泛滥。两次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和持续不断的局部战争，更给人类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殊不知‘仓廪实’并非必然导致‘知礼节’。这是当前世界，尤其是中国面临的文化危机，亟需重建人文精神价值。”老校长的疾呼，发人深思。

（记者饶超 通讯员党波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