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池田大作是日本著名学府创价大学的创始人，国际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作家、桂冠诗人、摄影家、社会活动家。他是最先倡议“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个日本学者，曾多次到中国访问，与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以及很多中国友人见面会谈。他多次说过，过去丧尽天良的日本军国主义对文化大恩国的中国残暴侵略，一再蹂躏，这是永远不可原谅的野蛮行径。
上个世纪70年代起，池田大作为推动国际间理解及世界和平，足迹遍及世界各国。他先后与国际问题、文化、教育界的杰出人物，例如，与汤因比（《展望二十一世纪》）、威尔逊（《社会变迁下的宗教角色》）、钱德拉（《畅谈世界哲学》）、戈尔巴乔夫（《20世纪的精神教训》）、松下幸之助（《人生问答》）、金庸（《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之对话影响巨大。
2005年12月13日，我校前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在校长马敏教授以及日语系主任李俄宪教授的陪同下，接受了地处日本东京八王子市的著名高校日本创价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在这次名誉学位授予仪式后，章开沅教授应邀与池田大作先生就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首次热情洋溢的对话，反映出两国教育界有识之士不断推进中日民间友好交流的真诚愿望。现将对话内容刊载如下，以飨读者。
名誉会长：正确的历史观是和平的基础
户田会长：不具备正确史观的领导人会带领我们误入歧途
章教授：优秀历史学科万古长青
创价大学创立者、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先生与中国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进行了会谈
池田名誉会长于本月13日在东京牧口纪念会馆（八王子）欢迎了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的章开沅教授（该大学原校长），就学习历史的重要性、教授少年的回忆、与周恩来总理的相遇以及对教育的信念等等进行了交谈。同时出席的有该大学的马敏校长和日语文学系主任李俄宪教授。
池田先生：您好！章先生既是伟大的史学家，又是大教育家，培养出无数优秀人才，能与您见面我感到万分荣幸。我们衷心欢迎您的到来！
章教授：我对池田先生可谓是久仰大名，能与您见面我也十分高兴。中国有句古话叫“相见恨晚”，但是我觉得咱们相见并不晚，至少我们还身体健康，头脑也算清醒。（笑）相信和池田先生的会谈一定收获良多。
池田先生：正确而深刻的史观是对未来人类最好的馈赠。
（现年79岁的章教授是当今中国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专攻中国的近、现代史，其中以“辛亥革命”最为著名，并且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对基督教大学史的研究、以及对中国商会史的研究等领域都成就甚高。章教授是马校长的恩师。今年6月，马校长与名誉会长会谈之际，也曾向会长转达了章教授亲切的问候。之后，双方互通书函，对会谈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
池田先生：能在半年之后再次见到马校长和李教授，我十分高兴。那天，马校长满怀尊敬之情讲述恩师章先生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今天，能见到如此优秀的老师与弟子，我真是欣喜万分。
东西历史会谈
池田先生：我曾经和西方大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和博士的对话录《展望２１世纪的对话》发表至今已有３０年了。此刻，和东方历史学家章先生开始新的对话之际，更觉感慨万分，心中雀跃不已。“你虽然还年轻，但我希望你在世界上掀起对话的风潮！”和汤因比博士谈话结束之际，他对我这样殷殷嘱托。应博士教导，以罗马俱乐部创始人贝齐博士为始，相继和世界的众多有识之士进行了对话。并且和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儒教等等各种宗教和文化的代表人物进行了“文明对话”。发表的对话集也有３８册。
章教授：这些我们众所周知。
池田先生：在汤因比博士的宅内和他谈话时发生了一件事。当时电视正在大肆宣扬某国首脑之间的会谈。那时，博士意味深长地说，“政治家之间的会谈虽看来绚烂多姿，却不过是昙花一现。我们二人的谈话虽朴实无华，但却是为了给后世做出贡献。”后来果真应了博士之言，对话集以２６种语言出版后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今２１世纪世界前途未知，已逐渐进入一个特殊的时代。在此境遇中，历史观和哲学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我想从章先生那里学习到更多的东西。
和汤因比史观的邂逅
章教授：我得到汤因比与池田大作的对话录即《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８５年）的中文版是在１９８５年。在８０年代初，中国尚处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状态，并不清楚国外有何变化。池田先生和汤因比博士在７０年代讨论“地球”问题之时，我还在中国的农村修理“地球”呢。那时由于文化大革命被下放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汤因比博士是我十分尊敬的历史学家。实际上，从１９４８年就开始学习汤因比博士的著作了。当时，我在金陵大学（即后来的南京大学）就读历史系，王绳祖系主任从英国牛津大学带来汤因比博士的大作《历史研究》，并为我们开讲座。但是很可惜，当时我们太年轻，无法完全理解个中内容。不过，我被博士深刻的历史观所深深吸引，后来选择终生致力于历史学的研究，有可能这也是其中一个契机。
池田先生：我觉得您和汤因比博士很有缘分。学习历史对于人类来说无比重要。只有借鉴历史，人类的未来才会和平、胜利。光明的轨道才会延伸。在此意义上，没有比了解历史更强大的武器了。不了解历史，不学习历史，如此以来就会变成“无轨道”的野兽般的生活方式，无法得到真正的幸福。无论经济有多么发达，名气多么大，如果不学习历史，这种繁荣是短暂无常的。当今是正确历史观无比重要的时代。我相信，只有这样才能构筑和平的基础。
章教授 池田先生和汤因比博士的对话录是人类文明的缩微百科
能给21世纪的人类留下什么？
章教授：实际上，在２０年前我得到《池田与汤因比对话录》之前，我还完全不认识池田先生您。但是我想，能和汤因比教授会谈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之后在读《对话录》的过程中，觉得的确是很厉害，因此渐生尊敬之情。在对谈中，涉及了人类直面的各种领域的重大问题，并就此深入进行了讨论。我认为，能进行如此会谈的两人，其知识面一定如百科全书一般叫人叹为观止。更令人惊讶的是池田先生的年龄。当时，池田先生仿佛只有汤因比博士一半左右的年纪。会谈时，池田会长４０多岁，汤因比博士８０多岁。从那时开始，我一直很想拜会池田先生。
池田先生：您过奖了。
章教授：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以后，想和池田先生交谈的愿望就更强烈了。《池田与汤因比对话录》出版于１９７０年。二人展望２１世纪，进行了交谈。但是，实际上二人当时所提到的，人类面对的许多重大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得到解决，甚至有的问题还愈发严重。２０世纪的人类引发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和无数的冷战、纷争。并且，社会更为混乱，污染更加严重。我们作为２０世纪的一员，真是无比惭愧。作为历史学家，我想，“２１世纪的人类能为后世留下些什么？”
池田先生：鄙人深有同感。章先生曾说过：“我喜欢‘对话’这个词。”并且还认为一边和其他的智者对话，一边朝正确的历史方向迈进，这是真正历史学家应有的责任。这和汤因比博士的信念不谋而合。我希望此次会谈以中日关系为主轴，同时可以向青年们阐明正确的前进方向。
超越国境
章教授对于中国的历史学研究提倡：“重铸历史魂”、“求实存真”、“让史学更加繁荣昌盛”特别是关于辛亥革命，他提倡“把世界的辛亥革命研究引进中国，把中国的辛亥革命研究推向世界”。至今，章教授已访问了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菲律宾、捷克、保加利亚、俄国、韩国、法国、荷兰、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并进行了学术交流。
章教授：“优秀的历史学是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可以为全人类所共享，流付于千秋万载。”“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是全人类共有的。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价值必然超越国境为全世界认同。”
对于社会问题不能冷漠视之
池田先生：何谓“历史学家的使命”？对此，章先生真知灼见，令人佩服不已。实际上，我的恩师户田城圣是一位优秀的数学家，并且对历史也有很深的造诣。对我们学生严加教诲：“学习历史。”“阅读古代文学。”“今天，你在读什么书？”十分严厉。若是看了低俗的杂志，定被大声呵斥。我们老师说：“领导者必须学习历史。只有虚心学习历史，才能引导真正的和平主义。蔑视历史的人们必定误入歧途。自己会不自觉地倾向于追逐名利。”
章教授：户田先生和您的观察力非常敏锐。
池田先生：相比政治和经济，历史可能更显质朴。但是我的恩师曾告诫我们，“无论学习什么，最重要的是树立史观。”从此我开始认真学习历史。
章教授：和则两利 斗则两伤
中日关系的稳定关乎亚洲及世界的幸福
池田先生：学会永远致力于中日友好
与日本军国主义抗争的首代、二代会长
章教授就历史学家的使命作了如下经典论述：
“历史学必须保持其独立的科学品格，而历史学家必须具备独立的人格。即使受政治压力所迫、或面对金钱的诱惑，都不能忘记这个根本。”
“面对现代人类文明的严重缺陷和社会的腐败等诸如此类的丑恶现象，决不可保持沉默。”
“（历史学家）应与其他的有识之士携手并进，以其各自的学术优秀成果、智慧和热情，为精神文明的健全发展做出努力。”
名誉会长称章教授的发言如同“灵魂的宝石”灼灼生辉，并给予高度评价。
传承三代的执着
池田先生：自战前始，我们创价学会一贯将贵国尊为“文化的大恩人”。首代牧口会长，被控违反治安维持法与不敬罪，在被捕一年零四个月之后死于狱中；第二代户田会长也毅然走上了相同的道路，在狱中坚持不懈斗争生活了两年；战后，我成为了继户田会长之后的学会的第三代会长。我自身也与轻视民众的“权力恶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抗争，而以莫须有的罪名曾入狱两周。当然，与首代、二代会长相比，这远算不上什么。但他们那种不屈的精神，我是决心要继承下来的。另外，将两位先师希望与贵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心愿作为我的使命，继续为搭建两国友谊之桥而努力。
——章教授曾结合在日本的经历，谈过自己的感想：“关于战争责任的问题，在日本还是有些人不太愿意谈到，这些总让我感到些许压力。由此，在推进中日友好这一点上，名誉会长需要多大的勇气，承受多大的压力可想而知。”
池田先生：这个月１０号，章教授作为主宾出席了在千叶举办的“中国同盟会１００周年纪念国际研讨会”，并作了题为“百年以后看同盟会”的演讲。（中国同盟会，于１９０５年由孙文等在东京成立）其中，章教授结合孙文在革命运动中曾得到过宫崎滔天等日本人的协助和支持的事实，表述如下：“我们应在尊重历史的同时超越历史。有着２０００多年历史的中日关系始终是以友好为主流。我们这一衣带水的两个大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唇亡齿寒。保持正常稳定的友好协作关系，是中日两国的幸福、亚洲的幸福、全世界的幸福”。我对此深表同感。在世界，或者说在亚洲，日本如果想要站稳脚跟生存下去的话，必须与一衣带水的贵国永远地结成友好关系——这是我多年坚持的观点。所以打心眼里赞同章教授。
章教授：您说到我心里去了。池田先生，您在百忙中还如此地关注我们，真是感激不尽。
池田先生：应该说感谢的是我。我的一位恩师曾教我们“向伟人学习”，“与伟人见面时，不可浪费一分一秒。要学习伟人的一举一动”。我正是遵循恩师的教导来做的。
百年后的理解
——章教授在演讲中还谈到，他认为事物的真正的价值要经过100年的岁月才能真正理解。
“某个重大事件的历史性意义，同时代的人们是不可能理解的。比如，1905年的人们就不曾了解，爱因斯坦所提倡的相对论对科学和人类带来了多大的影响吧。”
听了这些，池田会长也提及到户田会长多年来也是坚信着“我们学会做的事情即使现在得不到人们的理解，但100年后200年后一定会被社会认可”。
另外还讲到一段趣事，年轻时的户田会长与牧口会长一起聆听过爱因斯坦博士的演讲（1922年在庆应大学），会长们将此作为一生的骄傲并讲给弟子们听。
国家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
章开沅教授肄业于南京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历史系，后长年执教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1984年至90年任校长。
池田名誉会长被上述两所大学授予了名誉教授称号。
章教授1984年至90年一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及召集人。辞去校长职务后，曾先后应邀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以及台湾政治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著名高校从事研究和讲学。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及名誉所长，另外，更兼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孙中山（孙文）研究学会理事等多职。至今已获得“国家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美国奥古斯坦那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和美国田纳西州名誉市民等荣誉称号。章开沅先生的代表性著作有：《辛亥革命史》（三卷）《辛亥革命和近代社会》《张謇传稿——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的关系试析》《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等，尤具学术的开拓性和前沿性。已有大量的论著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为国内外史学界和学术界参考引用、影响相当广泛。《辛亥革命史》荣获国家教育委员会的优秀教材一等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名誉会长对这些学术研究赞不绝口，并就章教授就任今年6月在华中师范大学成立的“池田大作研究所”的顾问之事表示衷心感谢。
家住长江边
池田先生：我听说您夫人也执教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您１９５７年结婚，那再过两年就是二老的“金婚纪念”了啊。您二位关系和美可是出了名的，可谓羡煞他人（笑）。
章教授：谢谢您。我今年７９岁，在中国男性的８０大寿要提前一年，也就是７９岁时过。您再过两年也就是７９岁了，这样您的８０大寿和我们的金婚纪念不就可以一起过了吗。（笑）
池田先生：章教授您出生于安徽省芜湖河畔，听说在那里放眼望去田野连天际，春天里菜花遍地，真是自然的天堂啊！
章教授：确实如此。我的故乡是在长江边与支流（青戈江）汇合的地方。大约自宋代始，作为谷米集散市场而闻名。１８９６年，我的先祖，建立了中国首个机械化的面粉工厂。
池田先生：您讲的那些我也听说过，您祖上是大商人。但您出生时家道中落，生活并不太富裕。从小就身体不太好，听说您家人还担心“能否活到２０岁”。
章教授：是啊，正如您所说的那样。
章教授的信条“做青年人的铺路石”
研究本身就是一种乐趣
章教授，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当文学家的志愿。由于批判精神旺盛，中学时常被同学称为“小鲁迅”。抗战时期参军，当时还未满20岁。因为他想“如果身体弱只能活到20岁的话，那就战死吧”。教授回想着说，但是，当时在军队里可以吃很饱，还能锻炼身体，所以身体竟变好了。
就读于金陵大学历史系时，没有想过要当历史学家，而是一心想当报纸的记者。还曾化了笔名出了“墙报”，在深夜和朋友们一起贴出去。据说由于尖锐地批评了政治和社会，引起了较大反响，许多人还都在议论“这作者的真名到底是谁”。新中国建国的前一年1948年冬天，大学中途退学，进入中原解放区。本想当个战地记者，但其优秀资质被当时中原大学认知，被分配到“政治研究室革命史小组”，从此，与历史研究结下不解之缘。之后，中原大学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从1951年开始，章教授踏上了历史系的讲台。1960年前后，章教授开始了毕生工作之一的“辛亥革命”研究。1962年以后开始的一年多，潜心于对近代中国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研究。《张謇传稿——中国近代化的开拓者》就是当时写成的，此书以后还被翻译为日文版（东方书店刊）。章教授说道，我是个“历史迷”，对我来说，历史研究不是“为了挣口饭吃”，其自身就是一种乐趣。但是，这个“最大的快乐”却曾被夺走了。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1964年，教授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是针对个别学者说的：不要一概地美化或否定，而应公正全面地进行评价。落得被人诽谤为“以折中主义的手法来袒护叛徒，是反马克思主义者”的下场。当时，上级下达了指示：所有的报纸、杂志都“不能刊登章开沅的论文”。没有给教授任何辨明的机会。在接下来的文革时代10年间，不断地遭受诽谤和攻击。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后半期本是意气风发，精神旺盛的大好年代，却被强行中断了学术研究。
关爱青年的周总理
教育者应爱护学生 好学不倦
章教授自1976年文革即将结束的时候开始着手主持《辛亥革命史》的编撰，历时五年，终于在1981年完成并出版了这部120万字，共3卷的著作。
在这以后，章教授孜孜不倦笔耕不辍，发表了许多研究性论著。
何谓真正非凡的人
章教授：我听了您的话，有个问题问一下：“我是否是您所说的那个伟人呢？”（笑）我觉得自己不过是个平凡的人。
池田先生：只有真正不平凡的人才认为自己是平凡的，反而有些自认为认为不平凡的人是愚蠢的。
章教授：本来还想说“我很平凡”的，看来再也不能说了啊（笑）。只是，为了青年们能更快速地进步，我愿做他们的“铺路石”。开山铺路，让学生们踏着我，在学问的道路上大步前进。
池田先生：真是太了不起，太令人感动了！
章教授：就如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一样，我们肩负着黑暗的闸门，让青年走向光明的未来。我们虽说想努力给青年人一个美好光明的社会，但是我们不可能去除所有社会上的黑暗。在我们努力去除的这段时间里，肯定又将在某处出现新的阴暗面。想要达到这个伟大理想非常困难。但是，在刚才池田先生的讲话里，有个地方觉得很有道理。您说，和汤因比博士对谈之际，虽然现在这个对谈不是很引人注目，但今后一定会留给后世一些有益的东西。成就伟大事业的不一定是地位权势高的人。正是看起来平凡的人才越能成就伟大事业。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的时候，不过是个无名的小职员而已。但即使是个平凡人是个平凡的青年，也决不能自己看低自己。探索真理，正确行动能坚持这些的青年就决不是平凡的青年。
池田先生：确如您所说。
章教授：迄今为止池田先生已和不少世界的有识之士对谈过了。我等待今天来临时一直在想：“我这样的人能与池田先生进行对谈吗”。但我那时想到的不是声誉、名气等，想到的是为了人类的未来，一个平凡的人、一个历史学家，应该负起怎样的责任。
跟着老船夫学习的少年时代
章教授：我在不断学习中发现了池田先生和我的若干共通点。我们二人在战争中和战后度过了少年时代，未能如愿地进正规大学学习。您是“户田大学”毕业，而我则算是“长江大学”毕业。我少年时代，在长江一带流浪。我没能碰上像户田先生那样的好老师，但江上那些无名的船夫就是我的老师。
池田先生：您那样说真是让人钦佩。
章教授：那时候的生活，我至今还很珍惜。我很尊敬一位年老的舵工。他数十年如一日，在长江驾船靠运营谋生。川江是极其危险的河流。早上出发就开始担心晚上是否能平安归来。对船工来说，每天都是九死一生的旅途。生或死取决于掌舵人的经验技术。他不借助于任何现代化工具，只凭浪花就可以判断水的流速、走势与河床情况。他就是活地图，无论哪里有峭岩或险滩他都了如指掌。每天我都和他一起工作。掌舵人无妻无子，所以对还是孩子的我疼爱有加。炎炎夏夜，我躺在船尾甲板上，听他叙说人生。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船夫，没有名誉没有地位，但他是我一生中最最重要的启蒙老师。
池田先生：真是太精彩了。
章教授：他教会我很重要的东西——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对船上所有人的生命负责，保证大家安全上岸。我从没读过博士课程，也没有博士生导师。他就是我“人生博士学位”的导师。
池田先生：您说的真好。
不懈努力
池田先生：章教授培养出了以贵校华中师范大学马敏校长为代表的诸多优秀人才。在探究历史的同时，还注重人才的培养和未来的创造。
如潜心专研自己的学术研究的话，那无论时间还是体力，都不容分散吧。但章教授为了后辈的青年，完成学术的大我，从而达到永恒的境界。听说这是您崇高的信念。
章教授：在您这样一个大教育家面前，回答这个问题还真是难啊。（笑）
简而言之，就是关心学生，爱护学生。我觉得没有比学生更可贵的了。我欢喜同、学生一起平等对话，相互交流，共同进步。古人云：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越是知识、经验不足的人，越是喜欢充当老师。我人生的悲剧则是自己还未学到家却已早为人师。我参加革命后，就被安排到大学教历史。那时候我还是大三的学生。却不得不教与我父亲同辈的中学教师。没想到这反而是好事情。让我知道自己不是个好教师，以此来不断反省、不断努力，不断获取新知识。我对知识非常“贪婪”，但这种贪欲不会伤害到别人，当然更不会犯罪。（笑）
理解我，回应我
池田先生：听说章教授年轻时有过和周总理接触的机会。我４０多岁的时候曾和病中的总理有过一次难忘的交谈回忆。（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５日在北京的３０５医院）
能否给我讲讲你和总理接触的回忆。
章教授：我没有像池田先生一样单独和周总理会面的幸运，但是在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５年担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全青连）常务委员期间，见过总理不下于４次。周总理非常关心全青连的各项活动。周总理作为教育者，是非常优秀的教师，虽然他从未说过“向我学习”，然而跟总理接触过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愿意“向总理学习”。大家都为总理的人格魅力所倾倒。我们从未觉得周总理高高在上，难以亲近。
池田先生：确实如此。
章教授：周总理多次出席我们全青连的会议，多的时候有１０００多人，少的时候则只有１００、２００人。常务委员开会的人数就更少。周总理日理万机，有时候一言不发，即使是这样也让人感觉得到他的存在。总理对我们开会的运作和内容十分关心。例如，会议结束后，大家都很疲劳，想给大家看点戏剧、电影或舞蹈什么的，那什么节目好呢－－连这些细节总理都为我们想的很周到。什么都理解我们，并一定给我们回应－－这就是周总理不同寻常之处。
池田先生：总理十分关心青年的成长，这样的总理总是让人难以忘怀。
章教授：周总理还曾回答过我提的问题。１９６１年，我国正处于最困难时期。地点在北京的中南海。会前总理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将自己无法解决又一直困扰着的问题写在纸上交给了总理。——总是说“东风压倒西风”，但现在中国的国际朋友很少，特别是大国和富裕国家的朋友很少。说到朋友，可能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的还有一些，对于这点应如何看待呢？——我想总理可能不会回答这样的问题，但又希望哪怕回答一两句也好，期盼总理能给我们指出一条前进的道路。第二天，在会上讲演时周总理从众多青年提出的问题中，首先选出了我的问题，说道：“有个同志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时，有人因对国家方针产生质疑而受到严厉批判。彭德怀受到批判也是在那个时候。（１９７８年得到平反）
世界文化缔造璀璨世纪
但是，总理对于我的提问，并没有任何责难。总理理解青年的进取心，认为这是理论工作者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并以自身长征的经历对我们谆谆教诲。言谈之中毫无轻视或嘲笑的意味。他教育我们作为年轻一代的革命者要客观冷静地看待面临的困难，并鼓励我们共同克服困难，“一起迎接美好的时代”。
池田先生：真让人敬佩不已。世界上有很多领导人把年轻人当作牺牲品。周总理这样尊重青年的进取心，并给与莫大鼓励，对于现今领导人是当之无愧的典范。
悉心关爱病中青年
章教授：在这里，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的朋友、电影《青春之歌》的女演员谢芳。
１９５９年为了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举行了全国青年联合代表大会。晚会上，青年艺术家争相与周总理共同跳舞。当时还有副总理贺龙、陈毅和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出席。总理的华尔兹跳得很不错，谢芳幸运地一度成为总理的舞伴，而且总理还详细询问了其健康状况。之后不久，她就奉命在家休养。大家都十分惊讶。实际上，是因为周总理向艺术团体的负责人作了指示。尽管当时周围谁都没有注意到，但总理还是一眼就看出她有病，向她伸出了援手。
池田先生：太了不起了。诗词、小说、绘画这样的文学艺术作品也无法描述。周总理是人文主义的带头人，政治上总理也是颇有建树。我要向更多的人宣传总理的伟大功绩。现在，那位女士身体还好吗？
章教授：嗯，现在身体很好。她事后说：“当时名人济济一堂，我不过是个中无名小辈，但总理仍对我给予了无比的关心和爱护，至今难以忘怀。”
中国的时代
名誉会长曾征询过汤因比博士想出生于历史上的哪个时代哪个地域。博士回答说“西历纪元开始不久的中国新疆。”会长也就同样的问题问过章教授。教授说：“我想生于唐朝的新疆。那里洋溢着开放的氛围，多元文化交流，文化也是璀璨无比，繁花似锦。我希望在现代也能够再现。”并且，会谈中还提到在大约100年前，东京专为中国留学生开设了弘文学院。首任的牧口会长也曾执教此地。在留学生创办的杂志《浙江潮》中，曾同时刊登了牧口会长的《人生地理学》和鲁迅先生的论文。
名誉会长说道：“从今以后是中国的时代。无论是对于日本还是对于世界，中国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章教授更着重强调：“所以文化的交流格外重要。不能仅仅考虑一国之利，要考虑到世界的共同利益。”武汉晨报也以《80岁的浪漫主义者》为题刊登了章教授的采访报道。在此文中，对于会谈章先生如是说：“我不久将和池田大作先生会见。我感到是时候给后世留下点什么了。我们打算把对话出版成书，主题将不限于学术，更多的是讨论人类普遍关心的问题。”
池田先生：让此次会谈留存青史吧。从今往后，我一定尽我所能加倍努力。
章教授：我一定永远不会忘记今天这个日子。相信这样的对话越来越多，世界一定会变得更美好。
（翻译和文字责任：李俄宪 杨倩 文倩）
（章开沅教授 陈锋教授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