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少壮篇

（一）少年时代

（二）冒籍风波

（三）客幕之始

（四）投入庆军

（五）场屋蹉跌

（六）经营乡里

二　转型篇

（一）大魁天下

（二）帝后党争

（三）转变契机

（四）状元办厂

（五）维新变法

（六）政变前后

（七）“东南互保”

三　鼎盛篇（上）

（一）宏图初展

（二）立宪运动

（三）地方自治

四　鼎盛篇（下）

（一）辛亥前后

（二）农商总长

（三）大生兴衰

四　晚晴篇

（一）老骥伏枥

（二）夕阳无限好

（三）鞠躬尽瘁

附录一

大事年表

附录二

主要征引书目

附录三

主要参考书目

附录四

人名索引

附录五

图片索引

我与张謇研究（代后记）

再版后记

很难说近代中国曾经有过什么伟大的预言家，倒是有几位历史人物的言论具有相当高明的预见性。仅以对清末民初这段历史的事先展望而言，有两位前辈的论断就给人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一位是曾经充当曾国藩幕僚的赵烈文。他在同治六年（1867）六月二十日的日记中曾有一段精彩记述：“初鼓后，涤师（曾国藩）来畅谭, 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余日：'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势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师（曾国藩）蹙额良久，曰：'然则当南迁乎？‘余曰：‘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普、宋也。’师曰：‘本朝主德正，或不至此。’余曰：‘主德正矣，而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这一年，上距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223年，下距清帝逊位民国成立45年，而距袁世凯称帝阴谋破产与各派军阀混战则大致是50年。这一预测并非信口胡言而偶然巧合,它是建立在审慎的对时代潮流与政治局势的判断基础之上的，因此当时即具有令人信服的力量。正因为如此，连功业如日中天而又富于政治经验的曾国藩，听到这番话后也不禁毛骨悚然，发出“吾日夜望死”的哀叹。

赵烈文的预测似乎并未摆脱传统的历史循环论的思维格局，如所谓“统一久矣”“势必分剖”之类语言，即很近似“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他已注意到“风气”的作用以及“德”与“报”之间的互动关系。他虽然不属于早期维新思想家行列，但与龚自珍的新派儿子孝拱关系密切，与早期报人王韬交往亦甚相契，加以旅居上海时间较多，所以并不缺乏当时的新知。他所说的“风气”已有新潮流和知识界的醒悟等含义。至于“德”与“报”，则不仅指君民关系，而且包括满汉关系。君之德体现于文治武功，而尤表现为国泰民安，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 展。清朝入主中原两百多年以来建树颇多，但嘉庆以后即已开始走下坡路，所渭盛世徒有其表。道咸两朝外患内忧迭起，清王朝在农民大起义冲击下风雨飘摇,如果没有以曾国藩湘系为代表的汉族地主武装的尽忠“报”国,恐怕早已寿终正寝,所以赵烈文说是“食报已不为不厚”。但清王朝积弊已深，“善恶不相掩”，民怨日增,而且满汉矛盾依然潜在，因此，“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其覆灭仍然无可避免，而为时不过50年。

刘厚生最早充分肯定赵烈文其人,认为他的“才识与其人格,确为咸、同年间绝无仅有之知识阶级也”①。所以曾引用上述赵烈文那段极富前瞻性的议论，作为读者理解张謇前期生涯历史背景的指南。

赵烈文死于光绪十九年（1893）,所以对于甲午以后的世情与国情都无法了解。而作为下一代“绝无仅有之知识阶级”的则为梁启超，他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 ）发表《过渡时代论》，对于时代潮流和中国的历史发展趋势作出更为深刻的论述。此文开宗明义即指出：“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并且进一步说明：“过渡时代者，希望之涌泉也，人间所最难遇而可贵者也。有进步则有过渡，无过渡亦无进步。其在过渡以前，止于此岸，动机未发，其永静性何时始改，所难料也；其在过渡以后，达于彼岸，踌躇满志，其有余勇可贾与否，亦难料也。'"故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 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梁启超还断言，每个时代都必然会产生自己的历史人物。他说：“时势造英雄耶？英雄造时势耶？时势英雄，递相为因，递相为果耶？吾辈虽非英雄,而日日思英雄，梦英雄,祷祀英雄。英雄之种类不一，而惟以适于时代之用为贵。故吾不欲论旧世界之英雄，亦未敢语新世界之英雄，而惟望有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之英雄。”张謇正是这类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且适于时代之用的英雄，尽管梁启超当时还没有充分理解这位比他年长20 岁的前辈的伟大价值。

以甲午中日战争为界，在前此40年，很难说张謇是一个英雄，顶多只能说是为成为英雄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尽管他高取中状元，但如果不办工厂，或办工厂而无成效，他也成不了英雄。由于是状元办厂， 彻底突破了“学而优则仕”的陈旧格局,而且居然办成中外驰名的大生纱厂，开“实业救国”一代风气之先，顺应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这就使张謇成为中外注目名噪一时的英雄。这恰好是两个世纪交接的年代,张謇的企业群体恰好成为中国旧世纪终结与新世纪发端的众多显著标志之一，因此确实可以称之为“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

“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除了时代的含义以外,还有营垒的含义。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中国知识分子弃旧趋新的重要年代，以科举废止与学堂勃兴为标志，传统的封建文士群体走向衰亡，新兴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则逐渐成长。在转折的初期，新群体的成员大多来自旧群体,这就是人们习惯称之为“转化”的社会现象。由于“转化” 大多是渐变，甚至是没有显山露水的内在渐变，旧式文人的转化过程又往往与新式学生的成长过程形成部分重合。张謇没有读过新式学堂，也没有正式出国留学，他的弃旧趋新便是一个相当缓慢的渐进过程。甲午战前，也就是他40岁以前,基本上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心的士大 夫，完全属于旧营垒。甲午战争以后，也就是他在40岁以后，外来侵略的强烈刺激与西方文化的浸润潜移，促使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问增添了 “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新内容。他经由官绅队伍跨过企业家群体的门槛,也就是从旧营垒游离出来并且趋向于归属新营垒。由于已经具有“大魁天下”的显赫声名，又经由翁同龢而接近新旧党派斗争的核心，所以真正是“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使他的转化产生一 般人难与比拟的社会效应，其辐射作用决非仅限于“倾倒东南”，而实际上是波及全国。不过这又是一种藕断丝连式的转化，也可以说是新旧相互包容式的转化,在转化过程中缺乏具有足够力度的冲突与决裂。没有刀光剑影的惊险，没有叱咤风云的雄武，然而却是脚踏实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根基，其影响甚至在百年以后也可以看见。这就是无可替代的一块历史丰碑——“南通张謇”！

《张謇传》再版后记

张謇研究不是从我开始的，南通人早就开始研究，而且成果累累，世代绵延。我之所以对张謇研究特别关注，可能因为自己的家世渊源，我对中国最早那批弃儒转商的民间企业家及其家族简直是耳濡目染，过目不忘。但利用张謇家藏文档，并且促成张謇研究的日益兴旺的，却是上海的徐崙。徐崙以其直言无隐而又从善如流的学者风范，对我具有许多宝贵的启示。

但是给我帮助更多的却是南通的学界，特别是当时负责保管的副市长曹从坡及其助手穆烜，他们对我的研究关切无微不至，不仅详尽介绍文档本身，还带我走遍五山，访问张謇亲友及下属，使我很快就进入张謇研究的境界。当然，我也不需要妄自菲薄，我在《历史研究》发表《论张謇的矛盾性格》，在《光明日报》发表《辛亥革命前后张謇和袁世凯的关系》，都引起中国乃至海外许多张謇研究者的浓厚兴趣。这样，便使南通研究在更高的境界上开拓了更大的空间。

张謇是过渡时代、过渡社会中的一个过渡性人物，他一生发展变化既有纵向性的攀升，也有横向性的演进。我主要是引进社会学有关群体理论分析，说明他如何从一个普通农家子弟，经过科举成为士人群体的成员，又从士人群体的低层逐步攀升到高层，然后再从士人群体向绅商群体演变，终于进入新兴资产阶级行列。我在自己的晚年，又向南通学界人士热情呼吁：“以张謇的精神来研究张謇”，同样也获得广泛而强烈的反应，这也使我感到安慰与激励，并且为张謇学的辉煌明天而欢欣鼓舞。

感谢浙江古籍出版社慧眼识珠，让我一生心血的结晶得以重新再版问世。

再次致敬张謇，祝福南通！

九四叟章开沅于桂子山下实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