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绝于求索的民族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尚书.尧典》
 

　　思怀往古，华夏民族是一个要得于治的民族，且是勤于去探索得治之道的民族。我想这也是任何一个民族的通性。正如，《尚书.尧典》所言的“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便是普遍民族认同感的体现。华夏如此，海外亦是如此。但华夏民族的求索精神，正如屈原《离骚》中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一个民族的骨，且可以用来构造民族的架构，甚至化入民族的血液。是以，我们的民族有着对民族的责任和使命，古往今来，铁肩担道义者，不胜枚举。一个民族的血液，代表一个民族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反哺于民族的血液。认识一个民族，必须要了解的是民族血脉中的长期流淌不息的民族的血液。


　　张舜徽先生在《先秦道论发微》中认为先秦各家思想都是讲的一个道理“君人南面之术”，是殊途同归的。此话有其道理。当然，学术界对此存在着争议。其合理的一面是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无不与“君人南面之术”而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关联。甚至连玄虚高妙的老、庄哲学，都有“南面之术”的影子。老子的五千言非是为玄虚的道而发，而是为了设计君王的“南面之术”。虽然话有些绝对，但并不是毫无道理的。


　　何为“君人南面之术”？


　　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由此可以看出， “君人南面之术”，即治国之术，是关于政治的哲学。又说：


　　“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夫扎学，兼弃仁义，日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所以，老庄也在考虑着治国之道。


　　当然，为君王统治服务，并不是为君王服务，而是为了天下的苍生，黎民。君王何以得南面而坐？上不披德于下，固然是不可能完成“南面之术”的，而不管是先秦的诸子百家还是以后的历代贤人，都在求民安而使国得治而不乱。真正的“南面之术”无不要依此而行。跳出这个范囿之外的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君人南面之术”。


　　老子《道德经》第八十章有云：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是老子为了天下得治而求索的道路，在古代农村社会基础上所理想化的民间生活情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再如老子《道德经》第五章：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俞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这便是老子著名的无为而治思想的一个有力地体现。


　　庄子继承老子思想，在治国上的思想上尤是如此。因而，《庄子》内篇中的《应帝王》也谈及的是无为而治。


　　“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逆，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


　　这虽然是在讲至人之用心当如何为？也显然是继承了老子的无为而治的精神，庄子主张顺应人性的自然，应以百姓的意志为意志，这是庄子的眼里帝王所应对天下治理所做的事情。


　　因而，我们可以说，即便是道家的玄虚之言，亦是希望天下得治之言，亦是为当时之天下求索之言。


　　至于儒家和历代儒家的继承人更不用说，他们大都致力于天下得治，且能躬身践行的。最典型的人物可以归于圣人孔子。


　　《论语.为政篇》言：“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即是孔子德治的精神的体现。


　　《论语.颜渊篇》言：“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这是孔子主张恢复周礼已达到天下人知礼，从而使得天下有序，从而得治。


　　关于仁的论说，孔子在《论语》一书中，提及很多次。据杨伯峻先生统计，《论语》中一共出现“仁”的次数为109次。当然，孔子在对仁的解释中也发挥了许多，其中就包括仁在政治上的实施。这是孔子的主要的治国之法。然而，因为命运乖舛，不得申其志于天下。


　　至于以后的儒学家孟子，荀子，董仲舒等都在孔子的基础之上做了进一步的探求，对治国之道指出了自己认为的切实可行的道路。


　　《孟子.尽心下》中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便是仁政的体现。孟子以后的儒学家也都有继承或是发展孔子的治国理想。


　　至于墨家、法家也同样是对治国提出了自己的设想。皆有可取之处，譬如，墨家的“兼爱”、“非攻”等与法家的很多思想仍被我们今天的治国或是法律条文所吸收。


　　综上，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我们民族在先秦时期的治国之路的探求。思想之繁盛，求索之热烈，令人叹为观止。


　　谈及汉代，文景二帝休养生息的治国方略所达到的“文景之治”，是善治的表现；又有枚乘的《七发》足以尽讽喻之能事，劝谏上莫要安逸享乐，莫要对贵族集团腐朽纵欲置之不理，是治国安邦的行为规范的劝谕，是对朝廷涤瑕荡垢的冀望。


　　提及唐代，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言辞恳切，忠心可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这是在隋亡之后，魏征给新生国家提出的历史鉴戒之言。居安思危，厚本，守业，怀仁，戒守，施恩，择善等等。除此之外，唐代更有数之不尽的人为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青冥之志而努力。如，杜甫即使青冥垂翅，依旧不忘初心。亦有韩愈忠言直谏，上宪宗皇帝的《论佛骨表》：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茹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敢以卑微之言触怒君王的而无私念且有为他人之念的必是一代之贤人。是以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感叹：“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论及宋代，我们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范文正公；有以身试法，持守真理，终生不愿变更，一生三次大贬，仍不忘民瘼的苏文忠公；又有铁面无私的包公；亦有抗拒辽国侵犯的爱国志士；还有不愿屈身投降的文天祥，坚持“天地有正气”、坚持“留得丹心照汗青”的国之本心。


　　涉及元代，有马背上的血肉之躯，披荆斩棘；也有关汉卿对世事人生的思考，对不公平世道的谴责，一部《窦娥冤》，借冤魂来对世事进行刺虐，是文学上的求索。


　　至于明代，则有清官海瑞；抗倭英雄戚继光；有发愤而作《郁离子》的刘基。其弟子徐一夔在《郁离子序》中言：“郁离者何？离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离子》。”自身不得志而仍为天下言，实属贤之大者也。李贽的《焚书》、《续焚书》、《藏书》更是启蒙的思想火花在闪烁，这也使得李贽在中国启蒙思想史上必然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比及明末清初以至于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新的学说主张的提出为末世一救而努力，虽未行得通，但亦为中华民族之骨骼和气节。及至清，虽说封建王朝没落，然也没断绝了求索的人，清代自鸦片战争之后便一直不缺乏求索的人存在，或是说在这之前便已经着手求索。严复的《天演论》，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太平天国运动，未获成功的洋务派等等。其中虽有批评之辞，然而，也总离不了救国扶危的求索。

　　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国共内战，抗日救亡，解放战争等等。无一不是我们民族求索的例证。


　　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虽然在探索的过程中走了弯路和歧路，但终究是扭转了乾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着，并且不断前进着。


　　以上所举的例子不过是我们民族求索之例证的一隅，不足以彰显出大观的境象，然足以窥其一斑。


　　历史告诉我们的是一以贯之的连贯性，我们的民族不缺乏求索的精神，精神不灭则必然会有大治。是以用不灭之精神，成就不灭之伟业。但历史毕竟是历史，我们需做的是以史为鉴，以史为师。看得透历史的民族，才能走接下来的路，才不至于在迷雾的圈子糊涂地行走。国家得治是属于能够看得透历史的民族的。历史永远给懂得继承和发展它的人提供镜鉴，照得出得失、荣辱、盛衰、枯荣，也同样能照得清出路和去路。


　　不缺乏探索治国贤人的国家，是一个幸运的国家，在生生不息中衍化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形成对民族的认知和认同，这样的民族才是有精神的民族，在精神中生存的民族又是幸运的，因为它是不可磨灭的。伟大的深的印记，比之于民族和国家，永远不属于个人的，而是属于民族和国家的。我们民族有着其中一个深的印记便是爱国主义情怀，在其支配下所产生的求索上至远古下至如今。精神从养成到不断绝，这需要的是内在的核。内在的核不灭需要的是人民的精魂来供需核的生长要素。一种情感或是思想或是精神，暂时性的不灭，容易，然而至千万年而不改那便是大观，是大的高格，是大的境界。所以，在历史上，即便是我们的民族在面临“爝火”的境地之下，也绝不至于熄灭的境地，爝火也同样可以燃出一片天来。


　　我们的民族有颓唐的时候，这不可否认。而我们的民族没有彻底堕落下去的时候，这同样毋庸置疑。历史告诉我们，我们的颓废会带来恶果，民族矛盾，外族入侵等等。甚至有时在我们的国土之上奏响了亡国的预兆之音。然而，我们的民族一贯是属于延续的民族，我们不在颓唐中继续颓唐，不在郑声中继续听郑声。血性在面临威胁时总会是会发出血光，我们的民族是在血性逼邻威胁时不惧血光的民族，任何在威胁我们血性的史实都是将成为我们历史的封存和民族精神持守的一个源动力。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历史永远要交给后来人，而无疑我们是后来人中的一代，我们须懂得如何看得透历史，如何参得透精神，如何延续得出一个更加具有旺盛精神的民族。


　　最后以一首古体诗《悼屈原》来寄托一己之志：履先贤之遗迹，必不敢有所忘。开万世之太平，则必得力于后人。吾侪悼古怀今，是以车毂不因滞涩而不行，人心不因麻木、颟顸而无为。知往古之贤，是以获后来之德人。识往古之圣，是以得天演之规律。吾人虽卑而不妄自菲薄，虽为爝火，若心火不微，与日月争光亦可也。


　　诗云：

江流落日去，人间已黄昏。

片帆入汨罗，萧索赋招魂。

回舟渔歌子，倦鸟归巢温。

大夫何所处？白浪时吐吞。

魂出风波里，感我凄厉言？

缘何不我语？涕泗与潺湲。

晓来返古道，东方朝日暾。（文＼黄文正）


编辑：黄璐翎